科幻電影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喬治梅裡愛的《月球旅行記》，這部改編自于儒勒·凡爾納的小說《從地球到月球》和威爾斯的小說《第一個到達月球上的人》的電影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人們對于不可知環境的極大好奇，在電影誕生之初就急不可耐的利用新出現的影像進行詳細的描繪以滿足人們的探索的欲望，這種欲望在電影發展的過程中絲毫沒有消退，并在好萊塢大制片廠制度下形成了一套能夠滿足觀衆觀影欲望的叙事模式：假如…會怎麼樣。比如在《異形》故事就是假如我們的飛船上有了外星人會怎麼樣？《獨立日》則是假如地球上空有外星飛船會怎麼樣？而《黑客帝國》則是假如我們無法證明現實會怎麼樣？

現代性焦慮

科幻電影是關于未來的設想和猜想，提出一系列的關于未來的可能性并進行未來推斷和描繪。這其中所依據的最基本的原則就是一定的科學性或者是虛拟的科學性，但是仍有不可忽略的一點是在20世紀的現代性社會背景下，人們生活和當初啟蒙主義時代所設想的自由解放不同，戰争和非人性反而更加嚴重，由此所帶來的對現代性的懷疑以及後來引發的自我焦慮成了時代潛在的主要病症，這種潛意識自然而然在幻想未來的科幻電影中得到了體現。科幻電影通過一系列非人類和人類的接觸的描繪來表達出對對自我認同的焦慮确認，通過烏托邦或者反烏托邦的未來空間的營造來達成對現代性焦慮的反思。

馬克思韋伯認為現代社會的現代化伴随着的是工具理性壓倒價值理性。所謂工具理性就是以理性的計算方式來達成目标，而與之相對的就是價值理性的關注目标的合理性而非價值。這樣就導緻了是否有用成為了現代社會人類衡量的标準。由此所帶來的兩個後果：

第一是道德危機即功利目的大過了情感和美的追求。《銀翼殺手》中的克隆人就是工具理性的極緻體現，他們被開發出來進行特定的工作，而為了防止他們有任何的人類感情的傾向設置了四年的生命由此遏制住其價值理性的可能性。影片中的被通緝的克隆人就是因為有了價值理性而奮起反抗人類社會，銀翼殺手迪克最初在這種極端的工具理性的鼓動下對克隆人展開追殺，這就是工具理性對人的精神的戕害。但是随着他和另一位克隆人瑞秋萌生愛意，價值理性（即人與“非人”都有存在情感的價值）主宰了他，完成了由現代化社會的人到被現代化社會所排斥的“非人”的轉變。他重新擁有了情感和愛，擁有了工具理性中所禁止的不僅成本的目的追求。

另一個是自我認同焦慮，即擺脫了群體歸屬感後面對無所适從的自由所帶來的焦慮。在《銀翼殺手2049》中當銀翼殺手k完成了對價值理性的追求，幫助前任銀翼殺手迪克找到了他的孩子，擺脫了群體帶給他的束縛，當面對着前所未有的自由，k躺在遍布着皚皚白雪的大地上思考着自己未來精神的皈依。這是在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在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中講到當人們逃脫出了威權主義的束縛之後，要麼找到自我創造力的價值完善自我人格，成為命運主宰；要麼投入到新的威權主義中重新獲得安全感。而K無疑在影片的最後面臨着這樣的抉擇。

賽博朋克空間

另一個方面是，作為對未來的想象的科幻電影對于環境的營造逐漸大膽創新，發展出衆多不同的種類，其中基于蒸汽機械發展到極緻的未來景觀的幻想逐步形成了賽博朋克的電影類型。

賽博朋克的電影空間營造首先是基于一種反烏托邦式的未來空間，特征首先是高科技的極端發達，從鱗次栉比的科技感十足的高樓大廈到縱橫天地的交通工具，再到人和科技的共存如語音助手甚至全息投影的設置，最重要的一點也是卻區别于其他空間的是悲觀主義的未來環境：如核爆炸後（《銀翼殺手》）、斷電後（《銀翼殺手2049》）甚至地球毀滅之後（《黑客帝國》）的世界，并通過環境意境的營造來産生冰冷、暗淡和頹唐的詩意感。并通過這種詩意感來進一步營造在空間中的階級間的剝削和奴役，從而将空間中的人的異化放大。這種空間中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環境塑造來産生一種反叛主流的價值體系：流光溢彩的高科技空間對應着頹唐混亂的底層空間；未來樂觀主義的高樓對應着未來悲觀主義的現實。如此這種錯位和對立的沖突構建起了科幻電影的基石：奇幻的美學風格。

另一種營造的方式是東方主義式的陌生化間離風格。陌生化是俄國形式主義的美學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一種建立在作品和鑒賞者之間的區别的理論，要求藝術作品要與日常生活經驗區别開來，從而使得藝術作品成為藝術，這種形式主義式的理論也在賽博空間中得到了驗證，但是賽博空間的營造還有一種東方主義式的更為複雜的間離感的創造之上。《銀翼殺手》的底層社會背景放置在香港這一個在西方人眼中充滿了奇觀化想象的場域，場域内充斥着漢字和日本文字為主的符号意象，以及夾揉其中的日式酒館、和服、旗袍以及各種東亞民族的圖騰符号，這些符号被統統加在同一個場域之中，從而營造出一種神秘莫測的末世空間感，和現實中的城市社會空間區别開來。而這些符号的運用往往隻在乎形式，比如在牆上的漢字往往都是不通順且無意義的，由此可見，這些東方主義式的符号中作為形式和背景烘托而存在，不在影片叙事和主體中占據主要地位。

其中的原因一是西方對于東方神秘而危險的印象使得東方符号成為了塑造魅惑而萎靡的社會環境的重要元素，另一個原因是西方的自我确證需要東方在參與，這在薩伊德的《東方主義》中也有提及，西方為了确證自我的存在，選擇了東方作為參照物，通過塑造東方落後、危險的形象來确證西方作為拯救世界的角色。

這種兼顧了熟悉感和陌生化的間離感的營造是融合了東西方、現代與傳統之間對立概念的。這種概念的混合是塑造未來社會烏托邦式景觀的重要注解，為影片中主體起到了背景烘托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