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朱青生西方藝術史可以從學理脈絡和作品素材兩個方面理解西方藝術，同時也能跟同時代的中國藝術進行對照。有意思的一集是介紹洛可可與中國，東西方都有對彼此的主動誤取的理解，要比其他幾集沒有實際聯系硬做嫁接要自然的多。而讓我不理解都地方也就在于，中國既然有自己的藝術理解，但這種藝術理解在現代化以來失去了基礎，難道真的有必要再拉出來立起來，跟西方較量一下嗎？
無論是向西方取經還是回歸舊中國的傳統在我看來都不是面對當下事實最真誠的方法，毋甯說這兩種視角是作為現在正在進行的兩種思潮在現代化中國的顯現。中國藝術該走向何方，依然需要面向事實本身，看看當下我們究竟生活在什麼樣的時代，我們對媒介技術的使用和理解，已經讓原本正本清源的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變得難解難分，因此在我看來，真正有前景的不是打着西方或者東方标簽的宏大叙事，而是深入生活在市民社會中的個體對世界的自我闡釋和自我理解。任何對某一傳統純正根源的強調在當下都顯得過于意識形态的規訓。
那麼，藝術在現代社會的功能劃分中占據的地位在此已經呼之欲出。曆史上出現過多種對藝術與政治的關系的理解，例如藝術服務于政治亦或藝術反抗政治。而兩者在當下皆已破産。（參見朗西埃關于政治美學與美學政治兩條路徑的探讨）政治的功能在于社會整合，既包括建制也包括所謂“無分之人”對現有建制不平等的反抗。這其中一個最為關鍵的媒介就是語言。在關于政治正當性的辯論中，語言的意義具有相對确定性和可理解性，因此當我們進行訴求必須通過語言的傳遞，以一種人們可以普遍理解的确定性意義進行信息的傳遞。而藝術的媒介不是語言，而是通過圖像，聽覺等等方式，而這也就決定了藝術本身不是作為确定性真理的載體，而是作為需要被理解的甚至近似于主體的他者。當我們面對藝術作品時，我們無法用一個或者幾個傾向去概括其表達的含義，我們無法去說藝術品對或錯，最多是借助于藝術史的素材對作品進行更為專業的評鑒，但是即使沒有藝術史的基礎，我們難道可以說一個人對某個作品的感受是錯的嗎？但是對于由語言構成的判斷，則存在規範性上更大的辯論空間。因此，在關于藝術自身的構成中，其媒介的使用就必然無法與政治相統一，于是不管是作為為政治服務的藝術亦或反抗政治的藝術都無法徹底自圓其說。而藝術的功能就在于因其無法進行高下立判的價值判斷而為相互理解而非争論留下了地盤，正如朱青生在紀錄片中所說“藝術史是愛人所愛，好人所好，敬人所敬”。我們觀看藝術品時，首先不是去判斷對錯，而是去思考其中的含義。這種謙遜克制的品質，是每一個公民都應該具備的，否則在正當性辯論中，會出現rational而非reasonable而吵的不可開交。而不管是正當性讨論還是藝術的真誠性表達，都應該首先将理解作為第一要義。不然，對自我的理解依然停留在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第一人稱單數形态，這并沒有為第一人稱複數的“我們”流出足夠的公共空間。
那麼時至今日，中國藝術的發展方向何以可能？鑒于對政治正當性讨論的缺失以及關于建立中國本土知識體系的迫切要求，藝術更不應當作為宏大叙事中的一員，而隻能保留其個體的自我理解的面向。藝術本身作為遊離于語言确定性之外的一種表達方式，它可以更加聚焦于個體對世界的理解和感受，從而在合理化加劇的當下留出一片自我保存的淨土。藝術本身應當是作為與政治正當性辯論并駕齊驅的現代化中的一環，如今在中國隻能孤軍奮戰，獨自一人闡釋着現代化進程中主體的喜與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