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原型人物Dr. Ann Burgess談談Wendy的角色塑造

對比原著，《凝視深淵》中涉及很多70s的女性處境，在這方面《心靈獵人》依然不夠重視。安·伯吉斯是強奸領域的研究先驅，正是強奸研究啟發她對犯罪心理的興趣，電視劇卻完全省略了前史。

首先是人物專業的改變，伯吉斯博士的專業是護理，而劇中改為了心理學。伯吉斯認為這種改編是因為大部分觀衆不太懂護理，讓Wendy主修心理學能顯得她更專業。但據《凝視深淵》中伯吉斯的自述，對強奸罪犯與受害者的臨床護理是其轉向犯罪心理的切入點。伯吉斯在醫院實習期間，通過護理精神病人得以深入研究強奸行為：如她接觸到的強奸犯男性精神病，在與之談話的過程中永遠在試圖控制她；而女性精神病往往因被侵犯而受到創傷，這種創傷難以言說甚至長期受到指責，進而精神失常。早在70s，伯吉斯已經敏銳地意識到，強奸行為的本質不在于“性”，而在于“控制”：

受害者和犯罪者是同一故事的兩面；而那些男性患者，則讓我看到了‘控制’這一要素的深遠影響。是‘控制’——或者說缺乏控制——令女性很少公開談論自身的創傷。正因如此，幾十年來，關于性暴力的心理分析——流行的理論是女性因為着裝或幻想被強奸而導緻她們受到侵犯——盡管毫無道理，卻從未受到質疑。‘控制’導緻‘恥辱’，而‘恥辱’則讓人們對問題守口如瓶。總之，沒有人關心受害者的想法。

這種認識是伯吉斯想要研究受害者與犯罪者動态關系的起點，但當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德高望重”的男導師、男同事時，他們卻不屑一顧，認為這項研究毫無價值，會影響她拿到終身教職。（劇中這一段情節改為了Wendy和女導師的對話）。在70s，所謂“女護士”常被視為洋娃娃一樣的職業或醫生的附庸，強奸罪則是低級犯罪，受害者要麼因為屈辱而不敢報警，要麼報警後被認為是穿着暴露或咎由自取。在這種處境下，伯吉斯毅然離開了醫院，來到波士頓學院，與社會學方向的琳達·霍姆斯特龍合作，從受害者心理出發研究強奸行為。她們于1973年和1974年先後發表了《急診室中的強奸受害者》和《強奸創傷綜合征》兩篇論文，使強奸受害者的心理創傷第一次有了學術名稱——強奸創傷綜合征，并根據對暴力行為中“控制”的理解進行心理治療。

《心靈獵人》在劇中省略了伯吉斯博士研究強奸行為的前史，也改變了專業背景。劇中Wendy在協助行為科學部門前，她的研究對象是所謂“白領罪犯”，而不是強奸犯，她在S1E3出場時，編劇一筆帶過了其研究背景，觀衆對她是缺乏了解的。在原型故事中，伯吉斯正是因這兩篇論文引起了FBI的注意，才由此展開了與行為科學部門的合作。此外，正是由于她是從研究受害者的心理入手，才對日後側寫連環殺手形象極有幫助：在有些案件中，犯罪者過于聰明或滴水不漏，僅側寫罪犯是不夠的，而是要将受害者當作映射犯罪者的鏡子，了解他們為什麼會被選擇。這一手法成為S2偵破亞特蘭大案件的重點，Holden反複向警員強調應根據受害者類型分類，實際上這一點的來源正包括伯吉斯博士的強奸研究。

因此，我認為這種省略挺可惜的，伯吉斯的研究背景不僅提供淵源上的補充，也是其身為女性最具價值的性别視角，這一點比起目前劇中所安排的女同身份要有力得多。

在回憶FBI工作經曆時，安·伯吉斯以“局外人”身份對70s崇尚陽剛之氣的FBI進行了審視：既作為女性，也作為學者。

《心靈獵人》展現了部分Wendy遊離于行為科學部門的工作細節：如S1中當Holden 的錄音帶被匿名舉報時，Bill第一個懷疑的就是Wendy，這是一種典型的基于男性探員小團體而對外來者天然的不信任；S2中當Wendy被邀請去新上司家中的酒局，她直接面臨了針對女性的職場性騷擾。

《凝視深淵》中包括更多70s女性在FBI的職場處境，劇集完全可以在細節上做得更豐富。安·伯吉斯在回憶約翰·道格拉斯（即Holden的原型人物）時，提及他喜歡用各式各樣的小測驗評估同事，其中的潛台詞是認為女性無法适應兇殺場景的刻闆印象。當某一次道格拉斯讓她根據兇殺現場照片進行側寫時，她意識到她的側寫是否符合道格拉斯的預期是次要的，道格拉斯考察的重點是她面對兇殺場景的情緒波動。對應劇中，Wendy和Holden之間并不存在這種“我考考你”的關系，相反，劇集一開始就讓Wendy成為在領域内更專業、經驗更豐富的形象，從而使Holden成為了學習、崇拜Wendy的一方。這種做法無疑更現代，但也是對70s女性處境的一種回避。

另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細節是其他女性同事對伯吉斯的态度，當伯吉斯博士初到FBI時，她意識到自己幾乎是FBI中唯一一個接近于探員身份的女性，而其他女同事一般都是秘書或者打字員。她感到自己和她們之間有一種距離感，這些女職員在遠處好奇地觀察着她。伯吉斯博士的這一觀察揭示了70s女性隻能從事輔助性邊緣工作的現狀，當一提及FBI中的女性，現代觀衆立刻想到的可能是《沉默的羔羊》中與漢尼拔靈魂共振、鬥智鬥勇的史達琳，但現實中的女性可能隻是女秘書或女打字員而已。在70s，人們默認FBI探員＝西裝革履剃着平頭的男探員，以至于當伯吉斯博士有一次被派往現場與受害者談話時，地方警局懷疑她是冒充的，向FBI打電話報告此事：

我接到了警局打來的緊急電話，說有個女人在冒充聯邦調查局探員。

這就是70s男性主導下的FBI，這種性别氣質不僅僅是因當時女性在職場上的弱勢地位，也和胡佛主導下的将公共關系視為核心的形象工程有關。伯吉斯認為：

（胡佛）傾注心力經營着聯邦調查局在新聞和流行文化中的形象——鐵面無私的執法鐵漢（G-man），在命名方式上模仿蝙蝠俠和超人等超級英雄。胡佛的創意将聯邦調查局塑造成了美國人的偶像。

這種性别氣質使胡佛王國下的FBI盛行保守之風與官僚主義，《心靈獵人》在這方面的潛文本做得還是很紮實的。在S2中我們可以看到行為科學部門直屬領導的換屆，當前領導将自己的下台歸咎于Holden的過失時，他實際上隻是在為自己被FBI變革之風抛下所找的借口而已。1972年胡佛去世，FBI也開始了改革，這也正是行為科學部門得以發展的前置條件。在伯吉斯的觀察中，胡佛遺風依然在影響着探員們，如行為科學部門的不少同事會被自己的“面子”影響側寫判斷，這點在劇中由日益偏執的Holden展現。但總體來說，行為科學部在整體上遊離于官僚體系之外，其中的側寫師們普遍反感官僚作風——這是伯吉斯作為女性可以融入其中的原因，而她獨特的身份也成為了制衡的力量。

在我看來，伯吉斯先天具備的性别叙事和觀察角度是非常有價值的曆史材料，但《心靈獵人》在細節方面不夠紮實，選擇性回避了女性在FBI的職場處境。盡管《心靈獵人》是一部年代劇，它在政治、經濟、種族等方面力圖還原70s的風貌，卻在性别議題上做了現代化處理。和原型人物對比，伯吉斯擁有傳統的家庭關系，她是一位妻子、兩個孩子的母親，而我們看到的Wendy是一個可以在學術界出櫃的女同性戀者。在來到FBI後，雖然她選擇隐瞞自己的女同身份，卻依然能完全自由地探索自己的感情生活。職場上，她從精神上引領着Holden與Bill，與他們出于一種完全平等的關系。這種處理雖然成功塑造了一位獨立、先鋒的女性探員形象，卻也無意識地回避、忽略了女性在70s的真實處境。

也許是因為劇集和現實的出入，在2024年，安·伯吉斯參與了記錄真實曆史的紀錄片制作，為Wendy這一形象提供了更豐富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