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語文校本裡有一篇散文，蔡翔的《底層》，發表于1995年。作者親眼目睹上海社會的變遷，主要比較了父輩年輕時的底層，與當今的底層之間巨大的不同，對此他感到很痛心。對他父輩年輕時的生活，也就是作者的兒時，文章是這麼寫的：

然而在那個時代，貧窮并未導緻我的底層的憤怒，相反，他們對國家表示出一種極大的熱情和忠誠。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美德。時至今日，我的父母在回憶過去的時候，仍然毫無怨言……我的少年時代就是在這樣的神話中走過，盡管我們貧窮，但是無怨無悔。我們以國家的主人自居，我們與年輕的共和國分享着艱難，我們，全體。

可能真正能引起人們共鳴的部分是這篇文章的後半段，比如：

但是我卻恐懼地看到，純樸和善良，正在我的底層悄悄消失。底層不再恪守它的老派的欲望，對富裕的追求同樣導緻了人的貪婪……在這個時代，勞動不再神聖，富裕必須依靠投機和掠奪……我已經不再侈談什麼平等和公正，我終于悲哀地發現，這也許是一個永遠無法兌現的承諾。

初讀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更多的是感動，因為像他這樣直抒“面對這樣的底層，我心難安”的人文知識分子在我們的時代真的鳳毛麟角。然而最近我讀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一些有關當代中國經濟的讀物之後，重看這篇文章有了複雜得多的感受——25年前的人們可能沒有意識到的是，這樣一種進程成為了曆史難以避免的趨勢，是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人感到越來越無力去扭轉的。如果那個時候的底層可以用“貪婪”這樣的詞來形容的話，那麼今天“絕望”也許更加恰當。

在某種程度上，社會不平等并不是一個全社會，或者放小點說，我身邊的人都能夠正視的問題。你會發現，有的人是沒什麼同情心的，在某種意義上較為優渥的生活，确實不能給人帶來任何思考這類問題的動力；然而那些真正感同身受的人，同樣很難以一種比較客觀的方式去表達感受，無力會變成憤怒，然後憤怒再變成無力，循環往複。

這就是《寄生蟲》在說的事情。

這部電影裡，人都是被推着走的：窮人一家不是沒有才華，也不是好吃懶做，但是她們就是找不到工作，連折披薩盒賺點糊口錢都會被克扣工資。一塊假石頭給了他們改變命運的機會，這時候男孩的堅決前往、喬裝打扮，哪裡隻是一意孤行的勇敢，分明是四面楚歌的悲壯；在地下室裡的頭破血流，哪裡隻是對自己利益的寸步不讓，分明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最後掙紮。

富人一家哪裡是什麼所謂的“資本家”？996的爸爸，焦慮育兒的媽媽，掙紮于高考的女兒，調皮搗蛋、習慣了僞裝的兒子；披上了大莊園、上流聚會和葡萄酒的殼，難道就遮掩住了他們生活的壓力和負重？昏暗的地下室裡，瘋瘋癫癫老頭背後的書架上，全是很高深的技術讀物，暗示了他原本中産階級的身份。我在想，這裡是不是有一點隐喻的氣息——今天在豪宅裡讀書品酒的這家人，和地下室裡苟且偷生的老兩口，這兩個家庭之間究竟有多大的距離？

諷刺的是，影片中的很多細節，無論是“坐地鐵的人身上的氣味”，還是“找一個女兒看不上的窮家教”，都在向我們暗示從窮人到上層中産，已經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階層鴻溝。富人家對傭人的頤指氣使、口中所謂的“邊界”，在這個意義上，好像反而成了劃定自己身份，在“劣等人”身上獲得優越感，從而掩飾自己内心噴湧而出焦慮的一塊遮羞布。

我在思考的問題是：對“富人-窮人”之間對立的強調，是否本身就是一個悖論？

從底層的視角，這沒有任何的意義，最多是他們絕望時最後的一搏。像窮人一家那樣，永遠在“躺平”和“想抓住最後一根稻草”之間徘徊，總是被最後一根稻草壓個半死，歇歇再試試（大概率如影片結尾是徒勞的）；從生活的“還不錯”的人的視角，這是一種有優越感的證明，同時也是對階層下滑伴生恐懼的掩飾；而那些真實“既得利益者”，又有什麼動機去渲染這種對立和差距？這些人在哪裡，大衆既看不到，也不知道。市場化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到底是誰，曆史已經告訴了我們答案，可惜沒法寫在教科書裡；退一步講，就算知道這個答案，對我們的生活又有什麼益處呢？

當然，這種思考有一定将問題簡單化的嫌疑。可是基于這樣的讨論，我就非常能理解影片末尾那場殺戮的底層邏輯：“因生活難以為繼，對社會滋生仇恨轉而報複社會”——當我們在新聞裡看到這樣的例子時，通常并不會有什麼同情；然而在電影裡，這件事情不僅僅是多出了很強的自衛性質，更重要的是加入了一個“壓迫-反抗”的叙事框架。當上述的貧富對立不斷被輸出和加強，并且赤裸裸地體現在富人一家和窮人一家的境遇反差、以及前者對後者的壓迫上時，後者的反抗便被賦予了某種正當性，得到了一部分觀衆的同情。

當我們進一步反思這個問題，我們會發現類似的情況在近幾年的社會熱點中并不鮮見。當衡水中學某男生在演講中公開叫嚣“我是一隻鄉下的土豬，要去拱城市裡的白菜”，社會輿論唾罵他在炒作（當然也有一部分人在為他發言内容的“不自主性”作辯護，這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他真是一個生活拮據、頭腦簡單的鄉下人，他說不出這樣的話。當他在說出這樣言論的時候，就意味着他既紮中了“白菜”圈層人内心的痛點，又雪上加霜式地羞辱了一下“土豬”們。我在想，如果他學聰明一點，把自己包裝成“從衡水來‘想拱大城市的白菜’，卻在大城市遭遇了各種歧視的小可憐”，很難講他會不會蹭一波熱度。

社會不平等這樣的問題，既是人們心裡的痛點，也是癢點。戳中痛點的人成為千夫所指，戳中癢點的人收獲滿滿的同情，有的時候就看你怎麼表述你的立場。這句話更隐形的含義是：沒人有能力改變什麼，不然為什麼不去改變呢？

就像《寄生蟲》最後的結局一樣，是那個永遠沒法從地下室裡走出來、見到天日的父親。對于我們每個人來說也是如此。你的居所現在未必是地下室，但你得拼了老命——因為就算是地下室，也是要搶的，何況是你的房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