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可以有犧牲，可以有錯誤，但是不能作為一種展示慘痛的“景觀”。

最明顯的就是托馬斯和教師這兩個角色。

托馬斯是管虎用來“啟發民智”的工具，他一方面是用來激發男主和村民的工具人，在死亡劇情上都不得安生，日本軍官砍他頭的意義在哪裡？處決時小男主已經被往船艙押送，周邊也沒有其他企圖逃跑的英國俘虜，那這麼慘的畫面除了讓小男主産生仇恨，不就隻剩給熒幕前的觀衆展示“尺度大、血腥”？

鄉村教師的死亡劇情更是讓人無語，拿着一把不靈的槍強行送人頭，隻為了最後被日本人處決，為了給人物煽情空間，還選擇了焦油火燒這種極為殘忍的死法。

在管虎導演的手下，多個角色都成了展現“大尺度”的工具，做事邏輯完全被抛在最後，此外為了展現他最愛的主題“人性”，在電影前半部分，強行将部分村民塑造成怕事的形象，搞一些莫名其妙的内讧，結果這些内讧的理由又随着角色的匆匆下線沒有了下文。

很難想管虎這樣的導演仍舊能獲得如此大制作的機會，尤其是拍出《八佰》《金剛川》這樣的電影以後。

整個電影看不出導演對主題的表達，隻能看到他對自己的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