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he Tactile Eye: Touch and the Cinematic Experience】一書中，Jennifer Barker闡述了 “具身觀影”（embodied spectatorship) 這一現象學理論。Barker聚焦于“皮膚”這一概念，将其運用在電影和觀衆體驗的文本内，從而探究電影的觸覺特質如何影響觀衆的身體和情感反應。這一理論可以運用于進一步理解《正發生》及其相關的觀影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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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将社會政治對女性的壓迫轉化為Anne的觸覺感知，圍繞着“疼痛”這一體驗，刻畫了她的皮膚從功能失效到被徹底侵入的過程。與此同時，通過電影的“皮膚”（the film's skin），影片将Anne的感官和知覺投射于觀衆的感知中，讓觀衆直接體驗女性所面臨的痛苦。通過将Anne和觀衆的皮膚同時置于疼痛的狀态，影片以觸覺的方式，為女性書寫塑造了尖銳而有力的表達。
《正發生》将 20 世紀 60 年代法國社會環境對女性身心的束縛轉化為主人公Anne以疼痛為主導的觸覺體驗，直觀揭示了女性困境。根據Barker對皮膚的解釋，"皮膚既是表達的感知，也是感知的表達”（27）。縱觀全片，Anne從世界中感知到的是厭女的社會規則和約束，而她的表達則于皮膚上有形或無形的傷疤所體現。這種疼痛的觸覺在影片的第一幕就有所暗示。
...束胸所帶來的疼痛奠定了影片圍繞女性身體而展開的主題，即女性在父權社會的規則和凝視下受到身體傷害。
如果說束胸行為是Anne自主選擇下的疼痛，那麼她在四次堕胎嘗試中感受到的疼痛則揭示了社會環境的強制力 - 看似自願，實則是被困于制度所帶來的别無選擇的後果。
随着叙事發展，安妮對疼痛的觸覺體驗随着每次堕胎實踐而加劇。當她最終從體内排出胚胎，伴随着疼痛達到頂點，皮膚本應作為 "光滑潔淨的表面，掩蓋身體内部的東西，保護我們免受外部的傷害” 的作用完全失效（Barker，49）。與此同時，觀衆與Anne一起經曆了皮膚的撕裂，感受觸碰與被觸碰所帶來的疼痛與惡心。
從醫生的手指伸入下體，到鐵針刺入子宮，再到死胎和臍帶被排出體外，影片通過逐漸瓦解皮膚作為保護和界限功能，展現了Anne脆弱的内部如何逐步與外界接觸的過程。
在限制女性身體自主權的壓迫性環境下，安妮被迫暴露身體内部。而皮膚功能失調所帶來的疼痛，則是父權制社會結構在安妮身上的具體投射。同時，安妮也代表了更多遭受這種結構所帶來的疼痛的女性群體。
《正發生》 不僅展示了角色與周圍世界之間疼痛的觸覺關系，還以身體可感知的方式将這種痛苦投射給觀衆，從而建立觀衆與角色的共情。Barker在對影片皮膚的分析中引入了Laura Marks的觸覺性視覺（happtic visuality）概念，從而進一步解釋觀衆如何與電影建立觸覺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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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s認為，觸覺性視覺不同于傳統依賴光學的觀看方式（屏幕将光線射入人眼），而是通過觸覺和身體感知來“觀看”電影。這意味着 "觀衆更多通過感官而不僅僅是視覺來獲得對畫面的熟悉感”（Marks 187）。觸覺性視覺提供了一種親身感受電影皮膚的方式，讓觀衆從模糊的視覺影像中獲得直接的感知。
在Anne第三次嘗試堕胎的場景中，畫面隻為觀衆提供了有限的信息。觀衆看不到堕胎的真實過程，也看不到Anne的面部表情。
Anne的身體在畫面的前景中模糊不清，焦點集中在Rivière在陰影中若隐若現的臉上
在觀看這個長鏡頭時，觀衆更多依賴于感知，而不是視覺，去體會畫面。這是一種 "更傾向于移動而不是聚焦，更傾向于掠過而不是凝視" 的觀看方式（Marks 162）。
但是，即使沒有生動的視覺效果，觀衆也能切身感受到疼痛 - 感受到他們自身身體的存在。正如Marks所說，"觸覺感知賦予圖像以物質存在的特權”，在這一鏡頭中，觀衆獲得的不僅僅是一種平面的、無實體的視覺體驗，而是一種有形的實感（163）。
在近三分鐘的長鏡頭中，時間被疼痛感無限延長。觀衆聽到Anne的呼吸聲，仿佛每一聲都夾雜着忍耐和劇痛。她大腿上光滑的皮膚顫抖着，伴随着手術器械碰撞的聲音。皮膚的柔軟和金屬的堅硬形成了對比，在鐵針的入侵下，Anne的皮膚失去了其遮掩的功能，被刺穿、剝離，暴露出本應被隐藏的 "内裡”。
觀衆可以根據自己的感知和觸覺記憶構建視覺影像中不可見的部分，仿佛這種折磨正發生在自己身上。他們成為殘酷“行刑”的體驗者，與Anne一同被置于脆弱的位置。
作為有着同樣身體結構的女性觀衆，她們也許會感到自己的身體在刺痛中灼燒，疼痛并未源于自身身體，而是源于與影片皮膚的接觸—視聽所刺激的聯覺。電影構成了觀衆神經。在這時，“觸覺使自我與他者的獨立概念變得難以區别“（Barker 33）。觀衆和電影仿佛緊緊擁抱在一起，銀幕上每一個細微的變化都成為刺痛源頭。通過彼此皮膚接觸，電影的觸覺力量就此體現，觀衆同時與Anne一起，以疼痛作為他們感知觸摸時的表達。
通過皮膚的接觸，《正發生》讓觀衆直接體驗了環境對女性的威脅。正如 Barker 所說：“電影在與觀衆皮膚的交彙處産生意義“（23）。影片塑造了一種超越單純觀察和凝視的觀看方式，鼓勵人們進一步思考女性困境，鼓勵在觀影中切身體會過痛苦的人們施以行動，來防止類似的疼痛再次發生。
當再次瞥見片名，我們能否重新開始思考，社會結構所帶來的女性的疼痛，是否正發生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