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還有明天》，我花了很長時間才确認自己為什麼會不舒服。

這種不适并不是因為電影的立場有問題，恰恰相反，它在價值判斷上幾乎無可挑剔。真正讓人難以消化的，是一種更具體、也更身體性的感受。

問題在于重量。

《還有明天》從第一個畫面開始，就不斷累積一種幾乎沒有出口的痛感：反複發生的家庭暴力、永無止境的家務勞動、被日常磨損的尊嚴與恐懼。電影并不依賴戲劇性高潮，而是選擇用重複和逼近來制造壓迫——暴力不是一次事件，而是一種生活狀态。這種處理方式極其有效，也極其殘酷，它迫使觀衆貼近身體、貼近日常、貼近無法逃離的現實。

正因為前半段把痛拍得如此之近，結尾的承接才顯得格外關鍵。但電影最終選擇的，卻是一個遙遠而抽象的象征：一張選票。

這并不是否定選票的曆史意義，而是一個純粹的電影問題。選票是制度性的、集體性的、延遲生效的，它指向的是未來；而家暴、恐懼與屈辱，卻發生在當下，發生在飯桌旁、床邊、夜晚的房間裡。遠的東西，很難承接近的痛。當暴力已經壓到觀衆的呼吸之上，結局卻退回到象征層面，這種叙事重量上的失衡，幾乎是必然的。

電影其實非常清楚如何制造希望。它不斷安排“可能的出口”：女兒的男朋友、女性朋友、外部世界的介入。每一次，觀衆都被短暫地允許相信改變的可能；而每一次，這種希望又被迅速撤回。反複建立、反複摧毀，本身就是這部電影的叙事策略。

但當所有現實層面的出口都被一一關閉之後，在叙事層面上，電影已經把觀衆逼到了尖叫的邊緣。在這樣的狀态下，它卻仍然要求觀衆用一張輕飄飄的選票來承載此前所有的痛苦，這真的足夠嗎？

對照《熱淚傷痕》，這種問題會變得更加清晰。那同樣是一部在前半段極度壓抑、幾乎不給觀衆喘息空間的電影，而它的結尾同樣不“正确”，甚至在道德上充滿争議。但觀衆之所以能夠接受，并不是因為暴力被合理化，而是因為結局在叙事重量上與前半段完成了對等。重量對重量，這是電影最基本的誠實。

《還有明天》中最具矛盾性的，恰恰是人物自身的行為邏輯。主角曾在關鍵時刻，主動推動并接受了一次極端而不可逆的暴力選擇——她并非被動的旁觀者，而是明确地站在了那一刻的決定之中；但在結尾，她卻必須回到那個充滿暴力的家庭，仿佛此前的重量從未發生。這種“重選擇—輕結果”的落差，不僅削弱了人物的完整性，也削弱了電影自身的說服力。

如果說這部電影需要的不是更激進的結局，而是一個更接近現實的出口，那麼答案或許并不遙遠。哪怕隻是一個極其普通的改變：在結尾或彩蛋中，讓女主在士兵的介紹下，在美軍後勤體系中找到一份打雜的工作。這并不違背曆史現實，也不意味着解放。它隻是一個足以讓她和孩子活下去的現實位置。

這份工作的力量，并不來自體面，而來自距離。投票太遠，而美軍很近。美軍作為勝利者，作為已經改變現實秩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正在發生的力量。哪怕隻是站在新秩序的邊緣，而不是繼續被困在舊暴力的中心，這種位移，足以為整部電影完成叙事上的止血。

問題從來不是女性是否足夠堅強，而是電影是否隻能要求她獨自承受一切。在一個如此強調現實重量的作品中，把所有救贖都推遲到未來、推給制度、推給象征，本身就是一種逃避。

最後留下的，或許不隻是關于女性的問題，而是關于觀看本身的困惑：
當一切如此明顯，為什麼仍然需要如此單一的視角，才能看見母親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