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當代電影理論新走向》，是2004年6月上海舉辦的“全球化語境中電影美學與理論新趨勢”國際學術研讨會的彙編書籍，整理了包括羅伯特·斯丹姆、大衛·波德維爾等學術大咖的大會發言論文。

例證3：後殖民主義批評視野中的“第五代”

我這裡還想着重談一下後殖民主義理論在中國電影研究和批評中引出的一些思考。後殖民主義是當前西方電影研究中廣為流傳的一種研究視角。在九十年代，它也影響到中國的電影研究和批評。

在一場頗有影響的關于第五代的電影批評中，以陳凱歌等為代表的許多在國際上獲獎的電影被指責為是後殖民主義時期東方主義的産物。其理由是認為他們的一些電影迎合了西方人對東方的想象。這一批評的立論在當時十分尖銳和具有震撼力。因為陳凱歌等的電影曆來在學術界被看好，在西方電影節被看好。現在突然有人從西方學術的角度、而不是從官方政治的角度出來批評它，使得人們開始懷疑它們的價值。因為人們覺得這些在西方受到歡迎的作品被同樣來自西方的理論所“颠覆”和“消解”了。這種對陳凱歌等電影的東方主義的批評在海外的中國文化研究學者中也被廣泛接受（因為這是一套他們熟悉的理論話語）。

這裡，我想對這種西方理論話語在中國的實踐提出一些質疑。從事實看，陳凱歌等當初拍《黃土地》等未必想到要迎合西方人對于東方的想象。他們的根本目的是想對中國人對中國的傳統想象發起沖擊（他們做到了！）。從理論上看，把西方人的讀解（看到一個神秘、落後的中國）看作是唯一合法的讀解，而把中國人的讀解（對民族文化的反思）看作是無足輕重的，這種讀解模式本身就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就象當年人們對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的批評一樣，他的理論立場是西方知識精英的立場，而不是真正來自東方人的立場。這裡的悖論是：一方面，批評者批評了第五代電影中的“他者的”目光，另一方面，他們自己用以批評第五代電影的理論話語也是“他者的”。如果第五代電影中的“他者的”目光應該受到質疑，那麼，這種後殖民主義批評中的“他者的”理論話語也應該受到質疑。

根據威爾曼的觀點，任何一個民族對外來作品都可以産生一種“投射性欣賞”（projectiveappropriation）的閱讀模式（保羅•威爾曼：“質疑第三種電影：筆記和思考”，《凝視和磨擦》英國電影學院，倫敦，1994），即把自己的理解、想象放到該作品中去，而不顧及該作品的原意（中國人則把此稱之為“創造性誤讀”）。就中國人而言，自然不必把西方人的這種投射性讀解看作是唯一合法的讀解；而是應該相信自己讀解的合法性，應該根據這些作品和産生這些作品的本民族文化背景之間的動力關系出發進行讀解。（更何況，并非所有欣賞這些作品的西方人――包括西方評委――都是持有殖民主義者的東方主義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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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種後殖民主義批評的問題還在于：它歐洲中心主義的讀解模式之上疊加了一個狹隘民族主義的評介模式，對他者的眼光表示一概的排斥。自然，我們不必諱言《黃土地》等影片中有一種“他者”的眼光。有時為了更清楚地認識自己，我們需要借助“他者的眼光”，從而對自己獲得一種新的認識。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國情也是一種“他者”的眼光，但是這種“他者的眼光”造就了中國的革命。并且，馬克思主義在今天已成為當代中國民族文化的一個部分。所以，有沒有“他者的眼光”并不是判斷是否是“東方主義”的标準。隻有當這種“他者的眼光”中包含了一種西方殖民主義的優越、憐憫，和對東方的霸權、損害時，才是東方主義的。而當這種“他者的眼光”有助于中國文化的更新、創造、發展的時候，那麼它就是一把犀利的解剖刀。

我認為，民族電影并不應該排除外來文化的影響。事實上，在全球化背景下，也不可能排除。關鍵是應該對這種影響進行分析取舍，以建設一個積極、進步的民族文化為目的，采取拿來主義，為我所用。對外來文化的影響采取簡單的排斥隻會進入另一個誤區。在我看來，這種後殖民主義和“東方主義”的批評體現了在全球化趨勢下的一種過度焦慮或過敏反應，從而表現為一種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歐洲中心主義的讀解模式和狹隘民族主義的評價模式的混合體）。

注釋：

①順便說一句，後殖民主義理論由于以下原因在西方也受到批評:

(1)它對階級的省略(毫不奇怪，許多理論家本身都是出身于精英和具有精英的地位);

(2) 它對心理學因素的過分強調(把大規榄的政治鬥争縮小為靈魂内部沖突的傾向);

(3)它對政治經濟學問題的省略，而在這個時代，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是全球文化轉變的推動力，後殖民主義理論關注這種全球文化的轉變，但是忽視這種轉變背後的經濟推動力;

(4)它的反曆史性(它傾向于抽象中發言，沒有特定的曆史時期或地理位置);

(5)它忽視非歐洲社會的殖民時期以前的曆史;

(6)它和種族研究的分歧關系，在學術圈内，後殖民主義理論被看作是成熟的(和非威脅性的)，而種族研究被看作是好鬥的和不成熟的;

(7) 它和本土原住民的分歧關系。當後殖民主義思想強調非疆城化，強調民族主義和國家邊界的人工的、建構的性質，以及認為反殖民主義話語過于陳舊時，本土原住民則強調了一個強化疆界的話語，強調和自然的共處，以及對殖民主義人侵的抵制(見Robert Stam: Film Theory, An Introduc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雖然人們常常把以上對陳凱歌等人影片的批評立場稱為“後殖民主義”的，但是從其強烈的民族主義立場看，其方法論和立場更接近于第三世界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