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與其外部世界構成了二元對立，而邊城内部又自有其二元對立。茶峒小鎮相對外部世界是一重“邊”，碧溪岨相對河街又是一重“邊”。電影着意展示前者，對後者的把握卻失去了小說原有的精微處。

小說中，大老叫天保，二老叫傩送，命名的不同，體現了這兩個人物的微妙區别：“天保”是漢族儒家體系中的概念，“天保”是《詩經•大雅》篇名。這與大老務實、注重世俗規範的人物設置是一緻的。小說中，他對渡船老人誠實的自白坦明了功利考慮：“翠翠太嬌了，我擔心她隻宜于聽點茶峒人的歌聲，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婦的一切正經事。”“傩送”具有濃厚的異教氣息，昭示了越出儒教禮俗規範的浪漫、異質的詩性色彩。二老是“詩人性格”，他對老船翁發表的“出大人”“不敢辜負日頭”的議論，洋溢着濃郁的抒情性。大老對婚事的推進體現在間接或直接向老船翁請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老和翠翠感情的推進則體現在照面、微笑、目成。

電影沒有展示大老和二老的名字，也無從精微地展示這樣命名背後的人物塑造邏輯，進而無法揭示翠翠愛二老不愛大老的根由。小說中，大老向老船翁坦誠功利考慮，和二老充滿抒情性的“不敢辜負日頭”議論，這兩段最能揭示人物性格的語言描寫，電影中都删去了。電影亦沒有表現順順對二老的略微偏愛。二老“氣質近于那個白臉黑發的母親，不愛說話，眼眉卻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為人聰明而又富于感情。”說明順順自己選擇妻子時，就偏愛這種人格。順順出身行伍，白手起家，摸爬滾打，高度社會化，卻跟天真單純的翠翠一樣，偏愛詩人性格。這說明對浪漫詩性的向往，人同此心，不随年齡、階級、社會經驗改變。順順不反對大老向翠翠家提親，卻反對二老拒絕碾坊，也是出于對二老的偏愛，希望他得到自己現實認知中更好的選擇。電影沒有從細微處表現兄弟兩人性格上的二元對立與由此導緻的順順的“私心”，有損于情節的精妙構造和對普遍人性的刻畫。

小說中的河街和碧溪岨，既有融合，也有對立。對立的一面，蘊含了文本的破綻和作者的矛盾态度。小說第二章的社會環境描寫，不僅點明茶峒建城屯戍鎮壓邊民的最初政治目的和已受全球資本主義波及（“美孚燈罩”）的現實經濟狀況，還正面寫到了水災——盡管做了“水手救人愉快冒險行為”的浪漫化處理，也依然令人咋舌。與之相似的，小說先作一番“妓女聽到心上人口令果然停止唱歌”的浪漫化描寫，緊接着便給出“她的父親被人一共殺了十七刀”的殘酷記叙，觸目驚心。小說又把妓女父親的死與翠翠“爺爺死了呢？”的想頭相并置，引起讀者對翠翠未來的懸想擔憂。電影完全删去茶峒建城的政治經濟背景描寫，隻留下爺爺在河街買肉推讓、沽酒送人的淳樸鏡頭；完全删去災害描寫，隻留下“要燒酒還是甜酒”的風土人情展示；完全删去妓女父親被人殺了十七刀的叙述，隻留下她對水手的真摯忠誠。電影隻展示了河街和碧溪岨的一緻性，而忽視了它們的對立。

碧溪岨是作者建構的理想境，是“正直樸素人情美”的代表，是桃花源；河街則與現實和外部世界聯系更緊密。順順一家屬于河街，翠翠則完全屬于碧溪岨。翠翠和天保、傩送是同齡人，但她和他們的心智成熟度和社會化程度卻不可同日而語。翠翠在整個事件中的懵懂被動、不谙世事，與天保擔心翠翠不能作“照料家務的媳婦”、天保和傩送共同不滿“老的不利索”形成了鮮明對比。翠翠的單純，與其說是天性，不如說來自其性别和家庭帶給她的影響。撐渡船的孤女，心智、見識和社會交往能力，必定遠不如在船總父親教導下從小随船曆練的水手。順順的發家過程，特意讓兩個兒子曆練的心理，在電影中都缺乏表現。電影淡化順順“水上名人”的船總地位，淡化順順家的幫工長年，淡化翠翠和順順家的貧富差距，甚至添加了順順妻子親自料理翠翠換衣裳的情節，後果是淡化了翠翠性格形成的社會原因。

1934年汪偉的《讀邊城》，認為翠翠借黃狗落水暗指二老的“得了，你又不翻船，誰要你落水呢？”一句話神似林黛玉。其實，翠翠和黛玉的神似，不僅在于一兩句古靈精怪言語的暗合，更在于邊緣伶仃的身世帶來的弱社會聯系。翠翠和黛玉都是“一個光人兒”，似青翠欲滴的竹上水珠，潔淨，空靈，邊緣，脆弱。翠翠這種邊緣飄渺的“光人兒”性質在無姓名的老船翁死時達到了頂點。電影卻在這一幕給老船翁加上了姓名（某世昌），寫在祖宗牌位上，還安排翠翠祭完爺爺後，又喊了一聲“媽媽”，哭祭死去的母親。本來是翠翠所有社會聯系被斬斷，徹底成為“光人兒”，讀者的同情達到頂峰的一幕，電影卻加入了“尋根”的意味，強調翠翠與祖輩命運的聯系與共鳴，破壞了“邊緣”悲劇的審美意味。

邊城和外部世界的對立，寄寓了作者“感時憂國”的精神（《邊城》題記），而邊城内部的對立——碧溪岨與河街的對立、天保和傩送的對立、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對立、渡船和碾坊的對立……則真正推動情節發展，顯示作者對普遍人性美麗幽微處的洞察。電影對後者把握的失敗，使它無法企及原著的精美與圓融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