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抹除了差異，制造無差異烏托邦而實現的平等，都是最為脆弱的平等。如果平權隻是完成了異性戀主流對于所有性少數的“殖民”，那不叫平權。平權不是以誰為标杆，不是為了成為主流。也無需擁有絕對的道德才能夠獲得最起碼的平等。“三個好同性戀”式的審判不是平等，而是大駕光臨的恩賜。這就是為什麼《關于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或許是極具有消費性的高概念商業類型片，而永遠不可能是合格線之上的性少數電影的原因。

影片其實是包裝成同性戀電影的異性戀電影，人物最大的弧光是直男許光漢的弧光，他不再恐同的轉變是看見單純單戀極具有情感道德的毛毛。從主創團隊到人物視角與認同機制，都決定了此片絕不可能成為性少數電影。

退一萬步說這可能是台灣真實社會的民主開放語境下電影文本必須走過的一段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