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達爾把“好萊塢”觀衆最樂衷的色情與暴力元素以最直白最現實也最難以令人忍受的方式表現了出來（對于色情的随意，開頭女主直接對着一部推近拉遠的攝像機講述3p的過程與細節，災難與暴力的常态化，死難就随意發生在路邊，而他人則駕車從旁邊一駛而過，汽車成為承載現代生活的快速、秩序卻又常常失節的象征），構成了一種激進反叛态度的戲谑——對于一切觀念，一切現代人的諷刺，一切資産階級的生活觀念與電影的傳統元素在這裡都被影像所粉碎（從一種脫離于己的視角才直面自身現實的荒誕）。科塔薩爾小說中南方高速的獨立場域被戈達爾在影像裡延伸到了整個現代社會，在資本生活中一個本該悠閑的周末遍曆世界人類所面對的種種野蠻，正如戈達爾自身在電影史中遊擊隊員般的革命位置一樣，戈達爾也讓演員在電影中扮演了一種旅行的遊擊隊員。結尾部分則相當現代啟示錄——現代人在對永無止境的狂歡的追求中滑入了野蠻的部落制，恰與剛開始秩序的公路機器形成了首尾，也就是從以Week為象征的普遍人類秩序脫節轉而逃向混亂的無曆史狀态，也就是Week—End，此為現代人逐漸失去栖息之所的影像速寫，人被固定在一種又一種機器的秩序中，而脫節後卻一無所去，最終隻好逐漸滑向混沌。不過人類也并非對此無能為力，戈達爾在影中表現出面對現代虛無的生存方式的一種積極主義，那種極端的決心，對于行動的樂觀主義，對待藝術的方式也就是對待政治的方式，或者帶着作為存在者的人的責任心本真的面對自然隐秘的神聖，那樣就有了詩，卻并不滑向野蠻無序的混沌殘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