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不结婚,一切都没价值了吗?”“不结婚,再幸福它也不叫幸福。”这两句出自纪录片《中国剩女》里未婚妹妹和已婚姐姐的对话,代表了当下最典型的两种婚姻态度。《中国剩女》是由以色列女导演希拉·梅达利亚和莎什·什拉姆联合编剧执导,跟拍了三位单身女性面对婚恋,寻找自我认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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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主角是律师,34岁,普通农村家庭出身,在北京工作,想找一个尊重女性、能分担家务、接受丁克的男士,在外人看来,她已不再年轻,但在她眼中,自己正在最好的年纪。律师将真实想法告诉了心理咨询师,后者觉得不可思议:“你觉得自己还年轻吗?”、“选择婚姻,你就必须要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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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律师又和同事们吃饭时讨论男女平等,同事希望她认识到婚姻市场的现实,律师对这种不公的现状特别气愤,反驳道:“没有人有权利说任何难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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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律师回到了山东老家,父母亲戚围坐在一起劝说她得为以后打算,要尽快找对象,律师不听:“结婚有啥好,还是单身好。”姐姐骂她:“你太自私了。”姐妹俩互相抱怨谩骂,发泄积攒了一肚子的委屈,直到把一屋子的人都惹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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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号主角是电台主播,28岁,北京独生女,想找一个阳光活泼开朗真诚的男生,最好是有本地户口有房子的公务员。主播不着急,爸妈比较急,所以她参加相亲大会,和一个条件相当的男生配对交谈,但回家向爸妈汇报后也没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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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心理治疗期间主播回忆起了童年阴影,小时候不听妈妈的话就会被扔到大街上不管,因此害怕被抛弃的感觉贯穿至今,但凡主播有一点质疑,妈妈就会咄咄逼人地吵架,怀着这种又爱又怨的情绪,母女俩的矛盾越来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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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主角是大学老师,她的经历复杂点,20岁出头的父亲去世,如今她决定嫁给比自己小几岁的男生,一年之内结婚、生子、搬家广州。男方条件比女方差,婚礼在村里操办,窗外不时有人探头探脑,指指点点,简单的仪式,冷静的心情,面无表情的老师身着婚纱,坐在床中央等待新郎来接。一年后,她生下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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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她在《嘉年华》的观影活动上讨论女性主义,并分享了婚姻心得,有个小女孩问老师:“你为什么认为婚姻是个成功的结局?”老师想了想说:“婚前我生活得很丰富,很有趣,结婚后可能生活比较乏味,但我感受到了幸福。”

《中国剩女》里展现了三种“剩女”心态,律师坚持独立的女权主义,主播还没有完整的自我意识,老师选择表面妥协。

我想,孤独终老多半是一种铸造的结果或者情绪,而不是最初的期望,内心深处,每个人都渴望长久的陪伴,但每个晚婚或者不婚青年都有迟迟不步入婚姻的充足理由。

原生家庭无疑是最大的障碍。律师家有5个女孩,从小重男轻女的风气滋生了她对婚姻的逆反心理,塑造了其倔强正义的性格,多年的高等教育为她打开了另一扇天窗,她会将性别平等看作理所当然,在婚恋中保有理想主义倾向。而家人却仍本着“为你好”的朴素想法,用自己的婚恋观要求律师,苦口婆心,施加压力,律师则在保证和反悔之间负隅顽抗,这样每次见面都变成了一场泪流满面的反思批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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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家的问题是有个太过强势的妈妈干涉女儿生活,这种控制关系在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里有过悚然深刻的描写。女儿一方面想挣脱束缚和言语暴力,一方面狠不下心脱离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舒服日子,丧失了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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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婚姻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受父亲早逝的影响,让她年轻时候就体会到无所依傍的孤单,却又没有把握住最合适的,再加上寡母的催促,她下嫁了,心有不甘,但也不认为所谓的妥协就是认输,其中的得失只有自己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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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家庭,学历、年龄、长相、性格、运气这些匹配项目又是个大筛子,片中有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律师去相亲角找对象,有个老太太听她是做律师的,连忙拒绝:“你太厉害了,我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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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国导演角度观察中国社会,《中国剩女》专注于犀利观点的交锋,对人性自由抗争的欣赏多过于人情世故体察,这让它花了一半的篇幅讲述了律师的故事。在律师身上,体现了东方传统伦理观和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艰难撕扯,乡土父辈的经验和新女性自主欲望的脱节,枷锁无处不在,比喻如影随形,满地的棉花都是她的嫁妆,多籽的石榴提醒她早生贵子,她在一次次对流言的抵抗中,脸上刻上了硬朗忧愁的线条,带着因袭的恐惧奔向远方。

在本片结尾,律师获得了去法国留学的资格,暂时得到了爸爸的谅解,他说:“你给我争光了。”她坐车离开,身后的乡村小路渐行渐远,消失不见,这看起来是一次逃亡,一次突围,她将去更广阔的天地生活,至少那里的人不会用婚姻作为审视她的第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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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想起了2019年的亚马逊畅销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是塔拉·韦斯特弗的自传体小说,作者出生于一个极端闭世的摩门教家庭,十七岁之前没上过学,却27岁成为剑桥博士。在那个充满偏见和暴力的家庭里,塔拉的逃离是个奇迹,她遭遇过嘲讽、虐待和自我怀疑,不过在见识过更大的世面后,感恩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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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剩女》片头展现出来的律师并不是个讨喜的角色,她有太多择偶条件,看起来缺乏自知之明,但渐渐地她的勇敢真诚让人感到佩服,直到她骑着自行车游荡在巴黎的校园里,她成功了。正是这成功,改观了大多数人对她的看法。

在这个社会,或早或晚,我们都需要一个成功的结果赋予过程意义,只是这价值标准别只有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