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 课程观影作业
从当下的时代回看这部大跃进时期的电影，最直观的感受是：在对局部台词对白略感尴尬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特定时代，人们（本片以上海的城市居民）身上普遍洋溢的淳朴（或者说“单纯”，没有太多的“心思”）与热情（想要更好、更快地达成国家为“大跃进”设定的目标）精神的社会性来源。
细想来，现时体会到的这种“尴尬”并非无源可溯，改开以来的市场化经济改革浪潮重塑了后几代人对于财产制度、社会关系（人际交往）、时间、空间等观念的认知与理解。
身在一个（鼓励）承认清晰的私有产权的社会，恐怕很难想象能够在大街上仅凭一句话就把自己的三轮车借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虽然对象是民警马天明）。尽管是作为一个“雷锋式”的典型，不过马天明的私人休息时间也几乎全部奉献给了公共事务（安置小猪、维护交通、送别人的孩子上医院、送钱包等）——虽然我并不认为这完全出于他的自愿，毕竟影片展现的只是他漫长人生中短短的一个横截片段，并且他在一些场景中（如在罗爱兰的住处所展现出的欲说还休）也表现出他作为一个“人”、活生生的另有它欲——但他的“休息”时间，或者说私人时间，却与奉献给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公共时间紧密难分。作为公职人员的马天明同样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他的宿舍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邻里街坊随意进入（包括洗衣服的老大娘、姚大嫂、理发师傅等）。作为全片主线的“相亲”也根本不只是男女双方之事，而是通过姚大嫂的做媒、刘家人的设宴接待、最终由老丈人拍案而敲定的——爱情并非双方过程性的、自然生发的罗曼蒂克，而是作为群众对于马天明对公众事务热忱无私的充分肯定与礼物馈赠。
“今天我休息”也会在不同的时代滤镜下被赋予迥然相异的价值。大跃进时期的马天明被作为一个先进的工作样板用以鼓励人们消融“私人”与“公共”的观念性二分，将毛时代（尤其是大跃进时期）特别强调的唯意志论（要想进入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首先需要做到的是人在主观意志上的改变，即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然后再去谈生产力的提升，以适配人的先进的思想——当然，这种思想的形成与长征以及延安时期毛的个人经历有关，在此不作展开……）加以坚决的贯彻——可惜大跃进的历史成为了共和国悲剧的源头……而从如今来看，与市场经济的引入相伴随的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逻辑，它日益占取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空间——竞争的加剧（新的所谓“内卷化”趋势）、新技术的应用（微信、钉钉等即时通讯软件）又重新消融了“休闲“与”工作“的时间性二分，“今天我休息”却日益成为“打工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无奈苦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