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多月，我只要有空，都会准时守在电视前头，看重播的《我爱我家》，缅怀缅怀青春时代，发几次单纯的笑。为此我查了些资料，打算写篇讲我爱我家的日记，结果查资料时看到了文章“我爱我家史前史”，写的真的精彩绝伦，埋梗无数，顿时自己的心气儿全没了。喜欢我爱我家的大佬一定要看看这篇文章。
憋了两天，还是抑制不住对这电视剧的喜爱，还是浅浅的说几句吧。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还没进入深水区，大家都在儿童池里面扑腾，但已经有了一定泳姿，撑死游得快的，淹死游得慢的。年代稍早一点的《省港旗兵》电影中，有个情节：大哥说这一票做完每个人能分到25万港币，其中一个小弟掰手指头算了半天“比我100年的工资都高”，受到这种极致的性价比刺激，大家没做什么思想斗争就一致同意了从广东偷渡到香港抢银行。
1993年左右，傅老一家靠工资赚钱的三个人。工资加起来一千块多一点，保姆工资是一百多，傅老离休前期是没有单位保姆费补贴的，后期有可能找单位聊聊把误会解开，把补贴贴回来。这笔补贴对傅家比较重要。但对家里有底的胡家和开销不大的郑家倒是洒洒水了。那个年代老干部的退休采取“扶上马送一程”的惯例，一般都会返聘个几年。这个惯例跟当时高层的风向是基本吻合的，比如1982年成立，1992年撤销的中顾委中就集中了很多精力充沛的老领导。
那个年代北京是中国最大的销金窟之一，隐隐超过上海。因为掌握批文，可调拨资源的门路北京最多，在当时拔地而起的高层建筑中，绝大部分是高端酒店。由于房价不高，盖民宅回报率低，大规模拆迁后建设的，大都是高端商场。比如燕莎、赛特、蓝岛、城乡、百盛、当代等等等等。盖一个大商场就火一个商圈。我爱我家中，拆迁的荒信儿就是说要把他们家拆了盖商场。如果这一集编剧确实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写作的话，这个商场应该就是如今依然惨淡经营的复兴商业城。
贾家的主要陈设中，客厅的沙发是换了的。由于大量盖楼，北京市也进入大工地时期，周边也建设了不少家具城，找木匠打家具的行为，逐渐被去家具城买家具代替。王小波先生的打家具技能成为时代的眼泪，还好挑沙发技能依然可以发光发热。
写文人小时候每天都看北京晚报，里面介绍了北京饭店贵宾楼（大概率是这）一道鹤龟什么的菜，六万二千块。晚报上还登载过一篇讽刺暴发户的文章，大意如下： 某餐厅一位暴发户聒噪，另一位穿着低调的年轻人制止，暴发户鄙视年轻人，年轻人轻描淡写的说：“你的公司值多少钱，我把他买下来。” 这篇文章在当时的环境下看着挺解气，有素质的年轻人赚了很多很多钱，但现在琢磨琢磨，这年轻人这么把钱不当钱，是什么来路呢？ 当年北京有四李，是明面上非常有钱的大佬，后来还有京城四少，也是明面上比较有钱的年轻人。包子有肉，从来不在褶上，能连篇累牍报道出来的一定不是最有能量的。
说回傅家，初恋情人文怡女士来做客，老傅从小金库里拿出钱来买王八。那个年代自由市场的王八基本是野生的，并不便宜，可能要花老傅一礼拜的退休金。剧中的孙老板一顿饭，能吃没老傅家这套房，不过现在老傅家的房产价格应该过千万，有钱人们在能吃，怕也没那么大胃口了。 当时北京物资比较贫乏， 在包饺子的机器出现之后，大量餐厅为了省人力都购置饺子机或者直接买机器饺子。机器饺子十分难吃，最重要的是，跟大家熟悉的饺子形状完全不同，倒像祭奠用的元宝，上一盘那种食物，完全没有吃饺子的气氛。所以为了招揽客户，餐厅窗户上往往贴上”手工水饺“的红字。包饺子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仪式感事件，有喜事儿或者过年过节才包。一般来说饺子、扁豆焖面、炸酱面这种食物北京人是不会出去吃的，那年月要开个卖饺子或者炸酱面的馆子，那一定倒闭。
老傅家在这方面尤其原教旨，虽然主要包饺子的活动都交给小保姆，吃饺子的活动交给二混子。但哪怕是最奸懒馋滑的贾志新，也有一手在短时间内连擀皮带和馅，包出几种馅儿能让六七个人吃饱的一顿饺子的能力。 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大家越来越懒，更多人愿意去饭馆点上几样有家人味儿的手工水饺吃一吃。当然，志新虽然游手好闲，但绝对仗义，在面对家人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爆发时，他经常成为最后的解决问题者。比如给被骗的老乡盘条，跟艳红商量让大哥大嫂退股，轰走拆家的施工队，口头上准备教训炸油条的退伍特种兵等。在解决问题方面，他的能力仅次于和平女士。
老百姓家庭下家常菜馆子的顶奢菜就是王八，亚军大概是松鼠鳜鱼，季军大概是油焖大虾。油焖大虾是一种餐厅可以不会做，但菜单上绝不能没有的菜，那时候国营餐厅因为味道差，服务差被大家诟病，钱都被物美价廉的私人餐厅挣走。在压力之下，部分国营餐厅搞起了改制，给服务员点菜提成，因为油焖大虾提成比较高，部分主打家常菜的餐厅服务员看客人坐下后，都要笑眯眯的推荐油焖大虾，在被拒绝后才开始走摔盆砸碗，翻卫生球眼的流程，总算是有了个过渡环节。
所以，讽刺和平吃炒咯吱是穷人乐，平时经常出去下馆子的贾志国，到了志新掏公司三千块钱公款请客的粤菜馆之后，点起菜来也无非就是一道油焖大虾，他点菜的档次也说明，志国平时下馆子也都是平价餐厅。反而是老傅见多识广，直接点了平时吃不到的龙虾，毕竟他也是世家大族出身，又当了局级干部，年轻时候吃过见过，格局比儿子大很多。一家子人都点了虾，也提现了当年北京水产品市场的匮乏状况，所以后来，出现了宰客水平堪称艺术的京深海鲜市场。
那个年代新开的饭馆，顶奢是港式粤菜，好吃新锐是川菜，鲁菜能靠着海参撑撑门面，北京菜靠鸭子苟延残喘。《编辑部的故事》里，讽刺吃喝风的一集“中国大宴席”中：有一句台词，我记得是于德利说的，大意是：“菜你们就看着上吧，天上飞的，地下跑的，都要人工饲养的。”这句话非常有水平，头半句表示了热情接待，不拘种类安排硬菜，后半句表示了成本控制，因为很多餐厅用野生食材作为噱头涨价，那价钱就没边儿了。
那年代北京的饭馆尚且有各种活禽活兽，我上下学经过的某饭馆还在门口用铁笼子养了只鸵鸟。广州的市场上更是像个动物园，1992年上映的《警察故事3》里，成龙到了内地村里的餐厅，张嘴点的第一道菜就是”果子狸炖水鱼鞭“水鱼就是甲鱼，水鱼鞭成长到能吃的程度，至少也要两三斤。这多少也反应了港人对广东内地的刻板印象，这类刻板印象在那个年代的港片里比比皆是，现在看看还挺有趣的。
那年代北京有些顺口溜：四大傻，四大绿，四大黑，四大猛什么的。比如四大绿就是青草地、西瓜皮，王八盖子（据说后改为北京国安），邮电局。四大傻流传比较广：第一条就是点菜点龙虾，此后是购物去燕莎，手机腰边挂，第四句版本很多。比如什么：小姐带回家，饭后去卡拉，有钱小秘花，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凸显了先小富起来的人们对性价比和个人气质修养上的雕琢打磨。
老傅家虽然平时省吃俭用，但录像机可是正牌的索尼货。那个年代录像机是家里的高级奢侈品，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自由。首先，录像机不用凭票购买，在早年间，一张电视票，羡煞一楼人，谁家要是电视买的早，放电视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来蹭看。当时物质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全国人民心中充满了对彩色电视的渴望，大批采购员齐聚广东，去广东空手套白狼倒腾走私彩电也是王朔小说中极为精彩的故事。王朔笔下的方言他们代表的是大院子弟势力，这些人走的是白道，认识的朋友住在军区大院，调动点车啊资源什么的只需要说说话，真的闹出大事，也有父辈的关系网兜底。绝大部分采购员是除了钱和介绍信什么都没带，所以注定被方言和走私贩两头堵着攥出尿来。
倒腾彩电，顺利的话一台可以赚几千，不顺利也可以赚几百块，是平民发家致富最快渠道之一。《树大招风》中，任贤齐的角色在不抢银行后，也是瞄准了暴利的电器行业。有的大走私商，从香港或者海上用大飞接货，直接开上岸就地卖给诸多等在下面的第二手商人，一晚上赚几十上百万像玩儿一样。 录像机进入国内市场时，彩电已经不凭票购买了，随着市场饱和，价格也有一定程度的回落，有了彩电的人民也不甘于每天就看新闻联播和渴望，也想看点电视台不播的，自己想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看的，录像机满足了不少人自主掌控娱乐时间的渴求，代表某种程度的自由。
作为彩电的配套装置，录像机一出就火遍市场，九十年代初，商场里一台录像机要三四千块钱，当时平均工资只有几百块。为了大彩电这种已经花了大价钱的沉没成本，录像机自然是第二个购买风口。老傅对钱看的很紧，动员他为了录像机花钱，贾家孩儿们一定费了不少口舌。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斥巨资买了录像机后，最常看的是法国喜剧电影警察系列《警察与女兵》《警察结婚记》等等，录像机还配了扫码笔，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用，刚查了才发现，有定时播放等功能，反正当年没用过。据我父亲透露，高中时我曾把录像机带到学校去给同学放录像，我自己一点印象都没，只记得那天看的录像是好几年前引进国内的第一部大片《真实的谎言》，以及臧天朔主演的《北京杂种》，带子都是朋友带去的。
很多心思比较活络的人们利用录像机，在各地开设了录像厅，通过《古惑仔》，《满清十大酷刑》等片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因为录像机是如此自由奔放的产物，所以《乘风破浪》中，徐正太把未来笃定的压在录像厅生意上，后来就破产了。
录像机的配套设施也很多，卡拉OK机，倒带机等等，在九十年代，大家倾向于在家里练歌，然后去满大街都有的卡拉OK厅跟朋友一飙歌喉。后来，卡拉OK厅细分为商k（比如著名的天上人间）和量贩式（麦乐迪钱柜）两大流派，如今量贩式已经式微，下沉市场几块钱一首的流动歌摊却如火如荼。《乘风破浪》中， 做商K的张素贞比老公多扛了几年，终于因不诚信经营问题（猜的）倒闭。 我爱我家中，孟昭阳带了一台国产卡拉OK机来跟老傅一家练歌，这表示，此时仿制卡拉OK机技术难点已经被国内厂商攻克完成，虽然录像机时代，国内厂商没能吃到最大的红利，但到了VCD流行的年头，风水最终转了回来，大山寨时代即将开启。
《编辑部的故事》后来拍了个贺岁片，万梓良参演，拍得不是那么有趣。如果我爱我家的编剧和部分演员不那么命途多舛，能每隔几年拍个贺岁片或者剧集，展现一下北京或者全国的变化，该多好玩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