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丧子之痛，所谓移情都是虚妄，救赎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唯一的真实就是等待自己被思念和悲伤吞噬的过程。作者一方面干脆利索地否认了创伤疗愈的可能，另一方面揭示了“人格面具”的虚假。心理医生是主人公的人格面具，在精神分析领域亦包含救世主的能指，可是这种身份并不能帮助他从苦海中挣脱，他和家人、患者一样，在情感的一张一翕中时而沉溺，时而歇斯底里。更残酷的是，他不能停，他还要继续以医生的面貌治疗他人，继续带着巨大的苦痛踽踽前行。中年丧子，被迫面对家庭的残缺，心理医生一家人的境遇，注定长期“低情绪”的生活状态构成了当代社会中年危机、精神危机的一重图景。
毋庸置疑的是，从麻木走向敏感，强调“共情”是当代人精神演进的基本路径，我们再也不会像绥拉菲摩维支笔下帝俄时代的农奴一样，对孩子的离去不以为意。可是，“敏感”在构成了人类文明“完成性”的同时，似乎也使文明娇弱多病——若是生活因亲故离世陡然解体，当代人已不再具有完全恢复的能力。我们拒绝遗忘，对生死保留着敏锐的察知，我们始终珍视个人尊严，深刻体认每个灵魂的不可替代性。然而精神敏感的强作用力却实实在在地反噬着个人持续生活的意志。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自救，因为没有多少人能从苦难中汲取向死而生的力量，或许这就是“断舍离”式钝感文化之反动的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