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团长开始，兰晓龙就跟英雄主义杠上了，他非写那些既不美也不纯的溃兵、逃兵，写他们的怕死、内讧、一身恶习。他们没有以一当百，没有算无遗策。他们的战斗永远是狼狈的、一时冲动、胡作非为的。抽象的主义和大爱从来没有进入过这帮人的脑子，他们何止卑微，简直就近乎卑琐。但这就是兰晓龙最狠、也最慈悲的地方。他专为这些狗屁倒灶的凡人塑像，就为了提醒我们，崇高从来就不必诞生于纯洁，一帮瘪犊子照样可以伟大。

得闲谨制精准延续了团魂，写被命运驱赶到角落的溃卒和手艺人，南天门变成了止戈镇。得闲，止戈，听听这名儿起得多反讽，恨不得把陶渊明的桃花源就贴脸上。这世道，谁他娘的配得闲？千里江山，哪一处角落能止戈？但这是最真实的人性，乱世夹缝中凡人渴求一个安身之处。即便这份“安”是脆弱的、暂时的，是一种集体性的自我麻痹。但灶台是热的，院子里的花圃是实的，手艺人莫得闲修修补补，就在这稀碎的世界里，修出了个家来。说实话，莫得闲简直就是孟烦了和龙文章的混合体，在团长里，孟烦了和龙文章就像大脑和心脏，前者永远在质疑，后者手段不拘一格，就是干。这种分离与纠缠，终于在莫得闲身上达成了统一：教化赋予的、无法摆脱的清醒，让他看透荒谬却无力改变，陷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折磨，但他偏有种让事情是它本来该有的样子的疯狂执着，东西坏了，我得把它修好。不管外头怎么一败千里，我就一修到底。

摧毁这个桃花源的，没有大军压境，而仅仅是三个路过的日本兵。这是兰晓龙最擅长的荒诞，一群早已被恐惧阉割、只求苟活的普通人，只剩下逃的本能。从数量上拥有绝对优势，但就是被吓破了胆。莫得闲既不是纯粹痛苦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天生的草莽，他作为一个敏感又扎实的匠人，有一套自己相信的理，一口咽不下的气，于是他成了第一个揭竿而起的人。

“打一场死人该打的仗”。在我看来，这句话就是得闲谨制的团魂：要么死，要么像个活人一样去死。

人被逼到极限，然后从动物般的求生欲中，重新打捞出属于人的尊严、勇气和担当。这是从英雄史观到凡人史观的转变，它提供的是显微镜下的真实，一群苟活者的反抗。所以写具体、卑微很重要，记录懦弱，恐惧、带着汗、血、泪的温度很重要。解构一切浪漫化的想象。不写胜利或壮烈，而是求生与崩溃，然后，最后是在崩溃的废墟之上，人找到了一个能让自己重新站直了的理由。

莫得闲，就是不得闲。“得闲”是普通人活在和平年代的理想生活图景，但在山河破碎的年代，这种个人的微小愿景，成了一种奢侈。给你一个最渴望平静的名字，然后把你扔进最动荡的漩涡。而当一个平凡人选择挺身而出、他就从一个求闲的苟活者，变成了主动放闲的守护者。

作为团粉，祝得闲大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