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奏鸣曲》是黑泽清导演生涯中最特殊的存在，只此一部，也无需考虑再拍类似题材的作品。黑泽清在《东京》里抛弃了自己自九十年代末以来建立的复杂镜头调度系统和最爱的工业化场景与噪音，取而代之的是和小津安二郎一脉相承的传统日本叙事。《东京》或许是他所有电影里剧本完成度最高的一部，开头的凌乱房间情景正是本片叙事发生转折的关键节点——流浪汉役所广司的出现——也是大多数人不能接受的“魔幻”情节始发点，但让我们先抛开这一点不谈。
影片的开头，香川照之作为失业的父亲目送小儿子从大门回家后打算偷偷从百叶窗翻回家，但窘迫的他被妻子抓个正着。
...这个伏笔不仅在后半段开车逃亡的情节中得以回收，更是在彼时就已经体现出母亲那点小小的幻想和虚荣心——她更愿意随身带着派不上主要用场的驾驶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而不是保健卡，或许她愿意被看作是能够开车且自己有车的人。这也是后段情节中她对家庭用车不感兴趣，反而目光停留在了那辆软顶小轿车上的主要原因，跑车在黑泽清的叙事和这位母亲的念想中更是伍尔夫意义上的“一件属于自己的屋子”，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体现出了这位女性作为人本身——而不是女人，老婆，母亲或什么其他社会定义——对自由和生活在别处的向往，至于后续开到那辆蓝色东风就更自不待言，这又是对伏笔的回收，也让这位女性（或者说这个单纯的，纯真的人）不愿回到现实生活，反叛役所广司所言“随便找个最近的车站把我放下你就可以走了”，而是开往远处的海边的相关情节呼应，她的所想所为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早有心理准备。
...女人们对此心照不宣，维护着男人们可怜的尊严。黑须的自杀早有预谋，他越是托大就越是没有男主角的抗压能力的体现（“女人，小孩，年轻人在船上，我们被抛下船了”）；大儿子的突然回家看似没有梦境的提示，但其灰头土脸装扮的特殊早已在母亲醒前就令观众惊醒：这绝非真实（没有人从异国他乡回来一路会穿着军装），而是母亲日以继夜的担心在梦境中对其形象的生动映射。
...回到父亲和丈夫——香川照之的视角，他在《东京》中奉献了顶级的表演。没有了《蛇之道》中的迷茫和疯癫，取而代之的是真空的绝望。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男人们在假装，只有他们自己不知道。大男子主义更多的时候不是生而就有的，而是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失序，是一种被迫去回应的社会期待（就像贤妻良母一样）。所以一百年前的意大利父亲要去偷那辆自行车，一百年后的东亚的社畜假装还穿着长衫。然而这一切叙事在妻子“这种权威还不如毁了好”的话语中彻底坍缩，沦为废墟。小儿子置气式的扔下破电子琴成为导火索，父亲在屈辱和自以为是的不理解中最终失控——此时母子二人还不知道他已经去商场开始扫厕所。疯癫作为一种病理基因被深深埋进每个东亚家庭中，男人和女人们都觉得自己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但敌人却不是他们预想中作为异性的对方——而是更加宏观，不可言说的存在。男人和女人们，请联合起来。他捡到装有（目测）不到二三十万日元的信封，手脚不知如何自然行动，慌然跑出厕所，在天桥上不断摔倒在垃圾堆里痛哭流涕（“要是能重来就好了”），被货车撞至失去意识，最后第二天一瘸一拐地回到商场将信封装回失物招领处，这或许是社会的规训和道德的约束，但也象征着工作——而非钱——作为麦高芬的失效，因此他最后穿着清洁服（而非西装）直面失去主管工作的事实，回到家中吃早餐。香川照之将信封还回极其贴合日本语境的叙事特点：什么也没改变，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这点也如最后去听小儿子的考试表演。实际上《东京》的世界里工作与金钱并不能完全地画上等号，在高压和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更多时间被捆绑在工作上，尽管“钱”并非一定要通过“工作”获取（役所广司），但“工作”给人的安全感绝非“金钱”可以比拟，“薪金酬劳”与“钱”并不完全重合，人们往往追求前者。
因此，短评中所谓后一个小时接踵而至的“戏剧性事件”，“变得魔幻起来”，“搞乱了前半部电影”，实际上是对情节的误判和细节刻画的忽视，一切都有迹可循，完全在情理之中。
但役所广司作为整部电影中最大牌的演员，在设计情节时却考虑有所失当。这并不是说这个影片中的流浪汉不应该做出种种对女人的强制性暴力（不好定义为强暴，镜头语言很克制），但若是“役所广司”做的，那么观众对于“役所广司”的关注就会大于“抢劫犯”这个角色本身。因此更好的处理是要么换演员要么删情节。而“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解决”是因为“什么也不打算做，什么也没发生”，所以它并不魔幻，也不超现实。
固定长镜头
最后一段黑泽清完全抛弃了标志性的长镜头调度，而是选择以相对平庸的视角记录下了小儿子的表演。并非做不到，但采用固定镜头，舍弃镜头的运动与调度是为了强调和突出听觉语言的优越——使得视觉语言暂时不要喧宾夺主，暗示观众放弃思考镜头调度——如此美妙的德彪西，美妙得不像出自初学者之手。这个世界应该允许光明叙事的存在，尽管这个结尾实际上并不温情，它更像中国语境下的咸鱼翻身，尽管人们努力地扑腾了一下，但翻过去实际上也还是咸鱼。就算如此，人们也不能否定那些愿意翻身的咸鱼——就算他们自己也同样是咸鱼，只不过连翻都懒得翻一下，或者说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会觉得这个结尾看似温情——然而并不。它只是贝多芬的《悲怆》，一曲终了生活仍在继续，父亲还是趴在商场里抠黏在地上的口香糖，母亲还是当着家庭主妇（“当妈妈也没什么不好哦”）。
请告诉我，这个结局光明在哪里？这不是结局，更没有人鼓掌杀青，这只是生活的一隅，且仍未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