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落自身并不是缓慢的，但为了产生必然的纯粹损失，必须进行调控。这种调控包括限制意识，即意识程度与跌落速度成正比。文茨、塞伊德和赫伯特，他们通过否认来实现这种调控。
这种调控最多只能延迟不可避免的情况，真正重要的是一种双重否定的存在。这种双重否定的关键在于它本身，并不是在自身以外的地方寻找答案。重要的是抓住绝对回避的状态和内在的绝对差距。
对于文茨、塞伊德和赫伯特来说，他们沉浸在郊区的生活中，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伦理观念、语言和行为规范（即象征性阉割，沉浸于一个人的环境中并同时意识到自己的无助）。当电影开始时，这一层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他们和周围人之中，连续不相关事件的首要功能是描绘他们对各自角色的习惯化。最典型的就是文茨，当他独自在洗手间时，他默默地认同了郊区年轻人常见的暴力展示（举枪、流氓行为等）。
无论他们当前意识如何，都无法从外部得到证实，因为他们缺乏经验（在巴黎郊区生活的困境不仅仅是生活本身，而是缺乏选择，缺乏曝光的困境）
这也体现出象征性阉割所代表着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束缚和无力感。它涉及到一个人对于自己所处环境的深入融入，并且同时意识到自己的无法改变或摆脱现状。在这种情况下，居住在巴黎郊区的文茨、塞伊德和赫伯特深受这种阉割的影响。另外由于缺乏经验，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和社会地位的认知无法被外界所确认。他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对于生活环境的挑战，而是对于自身处境决定性确定性的缺乏。缺乏决定性意味着他们无法彻底改变自己的现状或者找到新的出路。
因此对于第一层个人在郊区生活中所经历的阉割，那么第二层则表现出对第一层的否定，一次完全的阉割。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面讨论自为时举了一个例子：为了使这个自在被看作一个新月，人的实在就必须向着被实现的整体的谋划超越给定物——这里指的是满月月轮——并且为了把它确定为新月随后转向给定物。就是说为了从变成这个自在的存在的基础的整体出发在它的存在中实现它。
也就是当我们看到一轮缺了口的月亮时（新月），我们需要假想新月的存在与非存在（满月），来确立新月以新月（存在者）的身份存在。满月赋予新月以新月的存在。我们只需要将“新月”替换为“郊区”，把“满月”替换为“法国社会”。因此，我们发现在这样一个封闭郊区中，每个人不仅经历了最初的（半）阉割，还经历了次级的（完全的）阉割。电影中在艺术画廊与中产阶级发生冲突，欣赏城市另一边的公寓楼等。这种过度延迟的阉割的唯一问题是，对于象征来说，它几乎是致命的。
在第一次阉割被否定的时刻，保留郊区象征性的唯一方法就是假装否定甚至没有发生，就像象征性本身完好无损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假装无非是推迟坠落的动作，暂停直接的冲击并在空中徘徊。由于已经有一次被压抑的否定没有得到回应，人物们陷入僵局的复杂结构在这里起着关键作用，即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都是什么，因为他们的（完全的）象征性阉割已经过期，他们固有的‘存在’是不存在的。然而，更为冲击的实在还在等待着，那就是黑格尔的双重否定（失去了再次失去的东西）。
通过长时间紧张息息相关的建构，贫民区象征性的密集层次与主要角色的象征性已经变得难以区分，最终在短短几秒钟内得以实现。贫民区、阉割、第一次（被压抑的）否定，一切都为这一时刻做好了准备。在这一点上，损失的损失是无情的，它的内在性是可怕的。
最终结局没有预料的结束，它似乎穿越了黑格尔的概念。然而，这个结论是不可能的，因为穿越它就意味着彻底破坏它，打破它自己构建的阶层等级制度。更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一种和解与彻底绝望的混合体，最终标志着电影真正的核心点——互不相关的事件、人物的不精确和纯粹的凄凉试图表达的无器官身体，每次只创建或重新创建图像的一小部分，它不再对应于行动的联系，而是对应于情感或驱动力的破碎状态，可以用纯粹的图像和声音来表达。
德勒兹在《尼采与哲学》里面关于怨恨谈论道：痕迹的记忆本身就充满了仇恨。这种记忆是狠毒的、理应受到贬低的，因为它通过谴责对象来弥补它无力摆脱相应刺激之痕迹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怨恨的报复即使在实现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原初的精神性、虚幻性和象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