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完全不想读一点理论了，又翻出1956年的《祝福》来看。我没想明白的问题是：一个死了两任丈夫和一个孩子的女性，有没有资格反复言说她的苦难？或者，应当如何言说？
当然，在鲁迅原著和夏衍改编后的文本中，造成祥林嫂的困境并不是她重复的苦难叙事，而更多指向那个时代的吃人现实，譬如认为她克夫克子的封建迷信与被强化的流言蜚语。
可进一步，我的问题在于，而今经济基础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种对死了丈夫就是不祥之兆的糟粕思想也在减退，那么为何大家依旧觉得这个时代没有过去？如果这个时代没有过去，一些结构性的困境也得不到根本的改变，那今天的我们应当如何恰当地诉说自己的不幸而不遭致他人厌弃？
设想一个新时代自立自强的祥林嫂的理想结尾：她回到鲁家（公司），认真干活，主人（老板）待她如初夸她经历了这一切依旧勤快能干，是一个独立自强值得大家学习的女性榜样？她只有在每天下工后回到住处默默流泪，把悲伤深埋心底，而白天依旧以能干的形象示人？是这样吗？
今天没有多少人再提起那个年代，可“祥林嫂”早已成为了一种反复叨叨苦难的人设喻指，所谓花十吊钱捐门槛不也类同于今人总容易掉入的自证陷阱。很多时候大家不敢悲伤、不敢难过、不敢崩溃，是因为怕自己成为祥林嫂。
曾经的街坊邻居一开始也帮着她找工作，鲁家太太刚开始也对祥林嫂有一定的女性互助意识，在祥林嫂再次回到鲁家的时候也有其他佣人愿意听她讲话……如果当时人们把这种市井冷漠归结为那个时代要推翻的三座大山，可今天这个时代，人们大多把这种“自我保全”视为一种成熟的社会化能力。可如果这个时代没有过去，我们需要反抗的还是什么呢？
如果每个人遭遇祥林嫂的遭遇，都可能成为祥林嫂的话。那么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恰当地言说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