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ten by Lee Marshall

Translated by 莫失莫忘

From Sight and Sound June 2024 Volume 34 Issu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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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莉切·罗尔瓦赫尔（Alice Rohrwacher）很高兴发现我（Lee Marshall）就住在离她不远的翁布里亚，拉齐奥和托斯卡纳大区交界处。“如果你住在这儿，那你就能‘感知到’这片区域”，她激动地说，既开心又宽慰。

采访过后，我意识到罗尔瓦赫尔不仅仅只是为自己留下了关于特鲁里亚人的历史，或是在这个意大利乡村地区的封建制度的来世上留下一课而感到激动，这实际上与观众如何理解她的作品相关。

这位意大利导演最新的作品《奇美拉》，富有魅力且如梦，神秘，优雅，讲述了一群鬼魂，一位考古学家兼通灵者用水杖占卜和一条红线寻找坟墓，而这跟红线似乎与另一个世界相连。这通常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接续伟大的埃曼诺·奥尔米(Ermanno Olmi)。但当你越了解罗尔瓦赫尔长大的地方——2013年她从柏林回到这里生活和抚养女儿——她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就愈发像是一部人类学著作。

罗尔瓦赫尔凭借她的第二部长片《奇迹》（获2014年戛纳评审团大奖，该奖被一贯的认为是亚军奖项，部分评审团成员的金棕榈奖）赢得了全球的关注。即使她否认这是一部直接的自传体作品，但它讲述了四姐妹在维泰博北部的一个蜂蜜农场长大的故事，她们的父亲是佛兰德人，母亲是意大利人，他们逃离了各自的城市，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这实际上与导演的成长经历相当吻合。罗尔瓦赫尔在维泰博北部乔治堡(Castel Giorgio)的一个蜂蜜农场长大，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意大利人，受到上世纪70年代生态运动的影响。她只有一个妹妹——阿尔芭，而不是三个。她是如今意大利最著名的演员之一，在《奇迹》中扮演母亲。这是一个巧妙的转换。罗尔瓦赫尔解释说: “这部电影以我家人的世界为背景，人物的灵感来自我的家庭，但故事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我爸爸说他一点也不像我。”

罗尔瓦赫尔从她的反主流文化的乡村成长经历中吸收了对意大利乡村的一种复杂而批判的感情。从《奇迹》中莫妮卡·贝鲁奇斯(Monica Belluccis)的小明星所呈现的庸俗电视节目，及农村传说、人物和农产品的粗制滥造，到2018年的作品《幸福的拉扎罗》中被欺骗的农民，他们被不择手段的地主欺骗，相信佃农分成制度仍然存在，再到《奇美拉》中和蔼但本质上粗俗、痴迷于金钱的盗墓者，这三部影片被她视作为松散联结且意外组成的三部曲。所有这些都呈现出一个受损、退化的世外世界——尽管仍然可以在其中发现真正的魔法和奇迹时刻。

“有一天，我转过身来，发现我的足迹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罗尔瓦赫尔如此评价她在2011年的首部作品《圣体》之后拍摄的三部电影。她认为这种模式与“物品属于谁，土地属于谁，记忆属于谁”有关。在《奇美拉》中，这些物品是埋藏在土地下的伊特鲁里亚人的坟墓物品，它们曾经受到集体文化记忆的保护。影片的背景设定在20世纪80年代，在历史学家称为伊特鲁里亚的地区——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统治着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人的中心地带，盗墓行为呈几何级增长。罗尔瓦赫尔指出:“在当时，做一名盗墓者比做一名毒贩更有利可图。那些年有些东西出了问题。以前，连家用烤箱都是神圣的东西……然后，不知怎么的，曾经的氛围消失了。”

《奇美拉》讲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考古学家萨满(由英国演员乔什·奥康纳饰演)回到一个破旧的凝灰岩建造的村庄，在那里，他与多年前闹翻的当地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重新建立了联系。他们是那些更有才华或更绝望的同行们逃往罗马或工业发达的北方时被抛在后面的人。在酒吧里闲逛，在乡村集市上跳舞，在狂欢节或主显节之类的专制节日上不放过任何变装的机会，拒绝老一辈那种艰苦的农村生活。他们从事着一项并不擅长的生意: 抢劫遍布该地区的伊特鲁里亚人的坟墓，并将他们发现的花瓶和其他陪葬品卖给非法古董商，从而赚取肮脏的、经多手流转的里拉纸币。

当被问及这个想法的起源时，罗尔瓦赫尔告诉我，小时候，她被或多或少以这些盗墓者（tombaroli）的功绩为中心的故事所包围。“我们被告知不要进入森林，因为那里有盗墓贼，”她解释说。“你会看到这些人坐在镇上的酒吧外面，浑身还是挖得脏兮兮的。我很怕他们。”她解释说，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法律，还因为她认为他们“被自己的工作污染了，因为他们的工作是从死去的灵魂那里偷东西”。

后来，她决定“和他们做朋友，这是我对任何让我害怕的事情所做的事情，并且找出我害怕的原因”。在各种接触的过程中，罗尔瓦赫尔意识到，虽然盗墓者们喜欢把自己描绘成浪漫的强盗，但他们实际上是“物质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完美产物”，秉持着“一切都可以买卖”的信念。

罗尔瓦赫尔告诉我她通常会在不知道是否会最终完成一部电影的情况下开始从事一个课题。而在《奇美拉》的筹划过程中，她清晰的知道故事的“发生地”与“时间”，却还没有一个可以为她的大量研究提供支持的核心人物。“我真的很同情那些认为自己是亡命之徒的盗墓者，而实际上他们是主流权力体系的奴隶，”她说，“但如果要把它拍成电影，我需要人来指引。”

编剧兼导演阿莉切说，奥康纳饰演的角色亚瑟灵感来自于“所有那些旅途中来到意大利的年轻浪漫主义者，他们爱上了一座废墟或一幅壁画”。其中最后一个是D.H.劳伦斯，他在死后出版了游记《伊特鲁里亚人的地方》(1932)，称赞伊特鲁里亚人是创造力、和平、性别平等和生命力的感性捍卫者，反对缺乏想象力的、军国主义的、父权的罗马人，这对罗尔瓦赫尔也有很大的影响。

但在《奇美拉》中，亚瑟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人，他来自英国，穿着皱麻布西装，住在城墙外的一间棚屋里，一半是隐士，一半是贱民，拥有神秘的，能够耗尽他能量并陷入恍惚的占卜能力。“在一个不再有浪漫色彩的世界里，他是一个浪漫的英雄，所以他是荒谬的，高贵与卑劣的揉杂，”阿莉切说。她一开始想让亚瑟变老，但当她遇到奥康纳时——奥康纳在看完《幸福的拉扎罗》后给她写了一封粉丝信——她重新调整了这个角色。“我意识到亚瑟只能是他，”她说。“乔什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他不属于这个时代，有一种永恒的东西萦绕在他身边。”

亚瑟的爱情是双面的。一面是神秘失踪的未婚夫贝尼亚米娜(Beniamina)，由伊勒·维安内罗（Yile Vianello）饰演。她是《圣体》中当时十几岁的主角，出现在一连串的梦境或恍惚中。另一面则是Italia，一个快乐但受人欺侮的葡萄牙单身母亲。理论上，她在专横的弗洛拉——由非常暴躁的伊莎贝拉·罗西里尼（Isabella Rossellini）饰演——手下学习歌剧演唱，但实际上，她被这个过气的贵族和她一群贫穷的女儿们当作仆人。在为这个角色寻找女演员时，罗尔瓦赫尔被卡罗尔•杜阿尔特（Carol Duarte）在卡里姆·埃诺兹的《看不见的女人》(2019)中的表演打动了。在一个Skype电话之后，她知道她找到了Italia。“卡罗尔是个钢丝上的舞者，”她说，“她完全是她所扮演的角色。你一直以为她会摔倒，但不，她在那里，从未倒下。”

除了这些专业演员，她还选择了一群来自当地的非专业演员——这是她所有电影的特点。“我认为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将那些在现实生活中从未见过面的人联系起来，”罗尔瓦赫尔笑着补充道: “如果他们能开始约会就更好了。但说真的——如果我能让我的水管工吉安·皮耶罗·卡普雷托——他在电影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乔什·奥康纳一起出去玩，我就成功的把不同的世界结合在一起了，这让我很兴奋。”她认为，这种交流是双向的: “专业演员被迫朝着内心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而非专业演员则接纳了常常在现实生活中感到羞耻的角色扮演的游戏。专业演员会告诉他们，‘别担心，这是成年人也能做的事情。’”

演员们在罗尔瓦赫尔的电影中反复出现——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妹妹阿尔芭，她在《奇美拉》中扮演了一个微不足道却生动的角色，她把盗墓贼的发现卖给富有的收藏家。但阿莉切与意大利制片人Carlo Cresta-Dina和为她拍摄了所有电影的法国摄影师Helene Louvart的职业关系最为长久。“到目前为止，我和Helene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融洽关系，”罗尔瓦赫尔解释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哲学上的，因为我们总是以电影为借口，寻找存在于电影之外的东西。Helene善于利用镜头的移动来捕捉人物的内心，她的镜头本身就成为了一个演员。”

导演和Louvart一起决定用三种不同的胶片格式拍摄《奇美拉》。对于罗尔瓦赫尔来说，这“不是一种审美选择，而是来自于将电影的考古性嵌入一部真正关于考古学的电影的愿景”。她指出，电影的历史与胶片（analogue film）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今天的电影就像20世纪80年代伊特鲁里亚人的坟墓一样，这已经成为一种失去光环的神圣物品。“所以我们决定在《奇美拉》中保留上个世纪所有伟大的格式——35mm ; 承载了法国新浪潮的Super 16; 还有业余的16mm，从而一并创造出承载历史性的编织。”

形式并不是《奇美拉》在电影史上挖掘的唯一方式。影片中有加速的Keystone Cops风格的段落，定格动画，人物像讲故事的吟游诗人一样对着镜头说话(影片中也有真正的吟游诗人，或者叫cantastorie，由卡拉布里亚民谣歌手扮演)，还有一段鸟群的镜头，暗指伊特鲁里亚人利用飞行中的鸟类来预测未来——这是罗马人从他们那里偷来的许多东西之一。“我想把它拍成一部有趣的电影，”罗尔瓦赫尔说，“尽管主题很严肃——这是我们与未来的关系，与那些已经过世人们的关系。”

随着片尾字幕的出现，还有一点引人注目，那就是电影剧组中女性的数量之多——除了服装和化妆部门。这绝不是意大利电影行业的常态。除了Louvart之外，他们包括经验丰富的编辑Nelly Quettier和罗尔瓦赫尔的常规制作设计师Emita Frigato。“与其说这是一个理性的决定，不如说是命运，”罗尔瓦赫尔承认。“只是我在这条路上遇到的最有能力、最不可思议的人都是女性，所以我尽可能地和她们一起工作。”

在她的电影中，叙述男性的故事与女性一样灵活而敏锐——在《奇迹》中，她以一种敏感的方式引出并深入马丁的故事：他是一个沉默的德国少年犯，被社会工作者送到家里的蜂蜜农场工作，他们仍然坚持认为乡村是治愈城市疾病的良药。然而，导演也喜欢颠覆和质疑性别刻板印象。在《幸福的拉扎罗》中，同名主人公是一个雌雄同体的圣洁愚者，时而受到男人和女人的喜爱，时而被嘲笑; 而在《奇美拉》中，阿尔芭饰演的Spartacus穿着一件鲜艳的黄色长裤装，像钉子一般坚硬，作为影片中唯一一个真正有“男子气概”的角色。在以意大利1月6日主显节为背景的场景中，如导演所说，“至少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那些被关在男性监狱里的男人仍然会打扮成贝法纳女巫，或者他们自己对贝法纳女巫的挑拨性解读。”罗尔瓦赫尔回忆道，她在探索自己的魅力，“当直男打扮成女人时，你会意识到他们是如何看待女性的。”

当被问及她在都灵、葡萄牙和柏林生活之后，为什么回到奥维多附近的家乡乔治堡(Castel Giorgio)时，她简单地回答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需要的地方，也许是因为生活在伊特鲁里亚人选择居住的地区对我很重要。”她解释说，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与死后的生活和谐相处”，还因为它每天都在提醒人们，如果像他们那样的美好时代会结束，那么像我们这样的混乱时代也会结束。“考古学告诉我们，文明会消亡，资本主义总有一天会进博物馆，我的生活不属于我自己，而是社会分层的一部分，当我去世后，这种分层还会继续。“你知道吗?”——她带着玫瑰色的微笑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让我错愕了——“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欣慰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