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小小的引子】*情景设置*（S2E3）在1940s爵士小酒馆中

（剧集台词部分参考鱼羹字幕组的翻译！爱！感恩的心！）

路：我跟任何存在过的吸血鬼一样邪恶。我杀了又杀，而且还会继续杀下去。芒：为什么这就让你和其他吸血鬼一样邪恶了？难道邪恶不分等级吗？难道邪恶是一道险恶深渊，人只要初次染罪就会掉进去吗？路：差不多吧，没有你说的这么逻辑分明。但它很黑暗，且一片空虚，深得我看不到底。芒：但如果邪恶不分等级，并且确实存在，那么只需一桩罪行便可达到所谓的邪恶状态。这是你的论点。*萨特：邪恶，是人类将具体事物抽象化的能力的产物。然后请问二位能否闭嘴，让我好好听音乐。*芒对路：你的论点假定上帝存在。路：我不知道上帝存在。就我在战争中目睹的一切看来，上帝并不存在。芒：那想必良善也有程度和种类之分了？孩童的善，也就是天真；修女的善，就是过着自我剥夺、服务奉献的生活；圣人的善，助产士的善……那这恶又是如何实现的呢？人是怎样失去恩典的？*幻象莱出现，路结束讨论*

在此我们得以窥见路芒二人的善恶观。

阿尔芒认为邪恶与良善皆有等级之分，他指出，若非假定上帝确切存在，绝对善恶的划分无法自洽。

而在“痛苦、绝境、诅咒”之中，路易承认自己的邪恶本性，在他看来邪恶如同深渊，一旦坠入其中便彻底倒向了罪孽与虚无。当邪恶已成为既定事实，我们应当如何寻找通向意义的道路？尽管上帝缺位，无能审判其行恶的冲动，路易仍然渴望拥抱道德，接受其恶行的后果，并为之负责。他将自己的邪恶行为视为萨特所称的“恶信（evil faith）”行为，即存在主义者“失误”并暂时拒绝对行为负责以及自由选择的行为。换句话说，当他杀人时，路易短暂相信他的吸血鬼本性迫使他杀人；在杀戮之后，他反抗任何固有本性决定其行为的观念，从而重申了自己的道德责任。此外，路易对自己将每个受害者客体化为“他者”并通过让受害者放弃自由来实现自己目标的行为感到厌恶。

简言之！剧集中路芒二人对善恶的哲学讨论以及让-保罗·萨特的出现不免让人对《夜访吸血鬼》和存在主义之间的关联浮想联翩，所以（闲来无事、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收集癖）决定把 这篇文章（新哥特文学模态中的后存在主义：安妮·赖斯的<夜访吸血鬼>）翻译整合出来，希望能够激发读者对于剧集/文本的感想与理解！（或许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继续就“存在主义心理分析”角度展开讨论些）

（更新中）文章比较长，以下是索引纲要。

Ⅰ导入

Ⅱ文学+哲学历史背景

Ⅲ关键哥特作品+存在主义主题（哥特小说：梅尔莫斯、弗兰肯斯坦、德古拉）

Ⅳ赖斯的新哥特+后存在主义

Ⅴ未完待续！奋力译制中。

Ⅰ导入

严肃哲学审问，伦理质询，为个体身份塑造和创造有意义的存在所做出的努力在20世纪的美国文学中并不少见；但近来（1992），“流行“小说作家安妮·赖斯将这些哲学主题带入了一个似乎并不寻常的流派：吸血鬼哥特小说。在《夜访吸血鬼》等小说中，赖斯不仅让读者脊柱发凉，还将他们的思维引入二十世纪的哲学焦虑中。

安妮·赖斯大学时期便热衷于阅读克尔凯郭尔、加缪、萨特这类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她认为，哥特小说中强烈的情感氛围、奇特的气氛和超自然元素是“写实生活的最有力手段”。

这篇文章将探索《夜访吸血鬼》中涉及的后现代社会中的“现实生活”问题，具体包括以下三层：

① 存在主义主题如何自哥特小说诞生之初便作为其表征出现

② 赖斯对这些主题的“后现代主义”再诠释如何赋予《夜访吸血鬼》显著的“新哥特”特征以及“后存在主义”视角。

③ 赖斯在《夜访吸血鬼》之后的小说中如何探索这些问题，以及她在体裁和哲学方面变化的原因。

Ⅱ吸血鬼编年史的文学+哲学历史背景

作为18世纪后期浪漫主义发展下伴生的子流派，哥特小说一直不仅仅是单纯“惊悚刺激”的感官娱乐和逃避现实的消遣。在探索禁忌领域和神秘体验的过程中，它对哲学思想及其探求始终友好兼容：对本体论的思考；对现实本质和超现实状态的分析；对道德行为组成的研究；对人类存在意义的判决。

G. R. 汤普森指出，哥特文学象征了浪漫主义运动的黑暗面，表达了一种由被世俗化的性善哲学与中世纪对人类罪孽观持久痴迷的分裂所产生的存在性恐惧；这种文学是一场在拥有如影般神秘秩序却拒绝展露终极启示的世界中，心灵追求纯粹抽象道德 的戏剧。

面对模糊不可知宇宙的和复杂的人性，这些“黑暗浪漫派”试图解释人类道德并且发掘我们存在的理由。因此对于Mark M. Hennelly来说，哥特小说的存在主义哲学化使它们和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小说家的传统联系起来。相似的，罗伯特·D·休谟将贝克福德、拜伦等作家笔下的主人公描述为经受着“极端的存在性痛苦”，因为他们无法得到自己所渴望的：“解决方案…纯粹性、存在的确信”。休谟回应了让-保罗·萨特的观点，认为这些哥特主人公忍受着一种“痛苦，绝境，诅咒”。

Ⅲ关键哥特作品及其存在主义主题

*** Maturin's Melmoth

马图林的梅尔莫斯是哥特超自然人物的早期例子。梅尔莫斯对禁忌知识（即神的知识——人类存在的起源和意义）的贪欲渴求使他陷入超越时空的地狱般存在；他“活着”并见证了跨越数世纪可怖事件，如撒旦和吸血鬼一般充当着“无穷烈火中福音真理”的永恒见证者。梅尔莫斯的命运使他与注定成为其受害者的人类疏离开，剥夺了他人类的欢乐和宗教的慰藉，他愤世嫉俗地质疑这一切。他的存在是一场寻找愿意与他替换处境的徒劳探索；他不断寻找那些希望逃避自己激情和弱点所造成的绝望处境的脆弱个体。当他看尽人性的缺陷，梅尔莫斯再无法相信任何人；尽管自然之子伊玛利成为他的妻子，开始复苏他的宗教信仰。一个几乎成为梅尔莫斯受害者的人蒙卡达总结了这种对意义和信仰的挫败性追求：“我们像彼拉多那样带着沮丧和不安的怀疑问道，‘什么是真理？’但一时如此雄辩的神谕，下一刻却哑口无言，或者如果它回答了，却充满了那种模糊性，让我们害怕必须再次——再次——而且永远——徒劳地询问下去”。

尽管梅尔莫斯斥责人类的“恶意与敌意”，马图林的叙述者冀求为世界建立一副道德框架：“或许，这会成为道德世界的发展。我们将被告知我们为何受苦；但风暴过后是明亮而有福的光辉，一切终将光明。”虽然这段话听起来很乐观，但光明和确幸并未在马图林的小说中占据上风。如Elizabeth R. Napier观察到的那样，我们经历了存在主义探寻者“被意义所诱惑并最终被意义否决的疲惫”。

《梅尔莫斯》中存在主义的预想不仅体现于小说的主题探索里，同样在于其对困境、脱逃和个体道德行为的强调。在基督教的框架内，这些问题从他在修道院中的监禁以及他在兄弟和一个弑亲者的帮助下出逃的故事中提出。梅尔莫斯将道德责任压力和我们偶尔将责任弃绝的渴望描述为：“我像一个被推快了的钟表，我敲响时钟因为我被推着这么做。当一种强大的力量对我们施加影响时——当另一个人代替我们思考、感知和行动时，我们乐于将自己的身体责任、道德责任转移给他。我们以自私的懦弱和自我安慰的被动性说，‘就这样吧——你已为我做了决定，’——却没有反思在上帝的法庭上没有保释人”。

伊玛利的故事中的叙事者也对驶向自由的意志以及伊玛利嫁给梅尔莫斯的选择进行了存在主义分析：“当一个心智生来强大，却被环境束缚削弱，被驱使做出一次强劲的跳跃以解放自己时，它无暇计算其障碍的重量，或跳跃的宽度——它坐在堆积的链条中，只想着那个将使其获得解放的跳跃——”。马图林衡量了个体在被能够将其变成撒旦代理人的恶习所束缚时做出道德选择的能力，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即我们是自己最坏的敌人。

*** 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

玛丽·雪莱经典哥特小说中的主人公维克多·弗兰肯斯坦是另一名浪漫主义的探求者，他是寻求关于人类存在知识、存在论问题的答案、理解我们道德本性的科学研究英雄的化身。尽管他认为通过创造人类生命，他找到了答案，但结果伴随着“痛苦、绝境、诅咒”他面临更多的问题。雪莱质疑了作为有意义的存在的来源，家庭关系、自然的精神满足、浪漫爱和家庭幸福：这些在维克多道德模糊的后造物世界中都没有提供永久的安慰或避难所。北方冰冻的荒原成为维克多生命末期存在主义虚无的象征。

*** Bram Stoker’s Dracula

对道德选择和恶的天性起源的沉思也在布莱姆·斯托克的哥特小说《德古拉》中得以显现。通过范海辛教授这个角色对恶的多面性的研究，斯托克提出恶并非一种孤立的力量，而是无可避免地与善紧密相连。这两种道德绝对值作为对立的两极，彼此定义，据范海辛所说：“这邪恶的东西[德古拉]深植于一切的善；在圣神记忆荒芜的土壤中，它无法安息。” 范海辛假设邪恶源于善良，它的发展是一种对善的激进反叛。斯托克暗示，若非露西贞善灵魂中滋生的欲望冲动，德古拉便无法引诱她。同样，德古拉自己可能也接受过某种“善的训练”，这导致了他的反叛异化或撒旦式的堕落。

《德古拉》在范海辛的道德计划中将“现代”科学思维与神学融合，超越了马图林和雪莱的存在主义关注。通过聚焦于邪恶的诱惑性和人类心理对其的脆弱，《德古拉》提供了一种准弗洛伊德式的调查，探讨了人类无道德的无意识及其寻求快感的冲动如何与社会禁忌和道德规范冲突。通过善与恶的交织，以及对人类性欲的超道德性质在不再由信仰框架支撑的世界中的描述，斯托克的小说预示了20世纪存在主义的视角。

Ⅳ赖斯的新哥特与后存在主义

像斯托克、雪莱、马图林和其他浪漫主义作家一样，安妮·赖斯也接受了哥特式文学（尤其是吸血鬼）作为哲学思辨的载体。吸血鬼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拟人化的邪恶”，赖斯的吸血鬼却成为苏珊·费拉罗所称的“健谈的哲学家，他们花费大半不朽来讨论善与恶的本质”。他们也是探索20世纪人类存在空白状态，以及追寻真理、道德准则和有目的的存在的载体。

…………（省略《夜访吸血鬼》的内容大概）

《夜访》一书包含了赖斯完整的存在主义和后存在主义哲学思考，费拉罗将其称为“对善恶、永生和死亡的沉思”。据费拉罗，小说将凡人的死亡与不朽者进行比较，暗示有时凡人的死亡更受青睐。这或是因为赖斯认为在无神的世界中人类邪恶普遍存在。一名巴黎吸血鬼（即圣地亚戈）宣称 “人类能比吸血鬼做出更大的邪恶”，但吸血鬼“在各种杀戮中与人类竞逐”，暗示了她将邪恶的吸血鬼行为与不道德的人类行为进行对比。纳粹大屠杀极大地扩展了哲学和文学对人类邪恶的概念化，在此之后，许多有思想的读者对这个声明表示接受。当邪恶已成为既定事实，赖斯提供了一条通向意义的存在主义路径。

亨内利在对《徘徊者梅尔莫斯》的研究中观察到存在主义有多种形式，但在所有这些形式中都有一种“对一切权威（如教会、国家、社会）的反叛，这些权威在个体与真实生活体验之间建立了一个人造的、抽象的系统”。换句话说，他认为存在主义者与所有机构相疏离，对抗一个没有纯粹道德的世界，在那里，个体必须建立自己的权威体系。存在主义者的“本体不安全感”是一种对宇宙的“相对主义、无意义甚至虚无主义”的焦虑。

然而，存在主义的抉择自由和道德责任将个体从自杀的绝望边缘拉回。它们赋予一个人选择行动的权力，创造一个有意义的道德生活，审判自己并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存在主义和后存在主义的区别在于后存在主义不仅指出道德的相对性，也注意到自由和选择的相对性。后存在主义认识到，个体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受到内部和外界限制的共同约束。吸血鬼路易就像那希望尚存的存在主义者，不得不面对令人信服的后存在主义观点，害怕自由本身或许不过一场狂想。

赖斯将路易安置于一种克尔凯郭尔称作纯粹存在的生活之中。赫尔穆特·库恩将这种罕见的存在描述为“在强烈激情下获得张力的人类生活，使生活易于经受危机，并通过危机获得存在“。莱斯通过分析路易的生活危机以及突出他与人类的不同，探索了人性复杂。正如伊丽莎白·麦克安德鲁所指出的，赖斯的小说“正如哥特传统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使用超自然现象，模糊地展现人性的新视角，使我们不得不对其提出疑问”。

自我谴责的吸血鬼举动使赖斯小说独特。即使弃绝上帝戒律，路易仍接受其邪恶行为（包括杀戮）的后果，并为之负责。他将自己的邪恶行为视为萨特所称的“恶信”行为，即存在主义者“失误”并暂时拒绝对行为负责以及自由选择的行为。换句话说，当他杀人时，路易暂时相信他的吸血鬼本性迫使他杀人；在杀戮之后，他反抗任何固定本性决定其行为的观念，从而重申了自己的道德责任。此外，路易对自己将每个受害者客体化为“他者”并通过让受害者放弃自由来实现自己目标的行为感到厌恶。

尽管有杀人的冲动，路易仍然渴望拥抱伦理道德。据哲学家海泽尔·E·巴恩斯，这包括“承认需要为自己的生活辩护”，以及“接受对他人和自己过去与未来的责任”。路易的道德立场引起了莱斯特和克劳迪娅的嘲笑，他们沉迷于杀戮。他因此与他们疏远，这表明了存在主义者的状况；“一个孤立的个体”，“除非出于自愿，否则他不被迫承认自己与他人的联系”。为了终止孤独，路易压抑自己的道德，寻求与莱克的团聚。

透过路易的视角，赖斯的小说展示了比斯托克更复杂的二十世纪伦理相对主义。赖斯将吸血鬼视为人类本性和道德能量模糊性的隐喻，扩展了斯托克“恶根植于善”的概念；她呈现的恶包含对善的深刻认识和渴望。因此，《夜访吸血鬼》探索了朱迪斯·威尔特所描述的“一个诱人的命题，即杀手获得了对生命的特殊知识和敏感性，而吸血鬼的生命就是死亡，因而拥有至高的理解力和敏感性”。赖斯指出，尽管他试图获取知识以解释其存在，道德敏感的路易始终缺乏对其生命意义的至高理解，因而赋予了这个命题存在主义框架。赖斯的后存在主义补充强调了存在主义假设的天真，即认为一个人可以获得至高理解并塑造自己的命运。

Ⅴ 未完待续！奋力译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