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心态平和的观众来说，《雄狮少年》不仅在动画电影的范围内，在整个院线电影的范围内，都是一部堪称优秀的作品。
相比过于美式的《大圣归来》和新海诚式恋爱脑的《大鱼海棠》，以及主流商业奇幻要素大杂烩的各种神仙妖怪IP，《雄狮少年》非常扎实地讲述了一个少年成长和中年觉醒相互交织的当代中国故事。
不过在主线情节之外，《雄狮少年》的背景设定却更加值得玩味。毕竟，一位长者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故事里中年的颓废和觉醒，少年的成长和磨炼，在展现个体的人性光辉的同时，更折射出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迁。
虽然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爱情确实让生活更加美丽 五条人，《阿珍爱上了阿强》
在电影里舞狮大赛的海报上可以看到，故事的时间是2005年。影片里也可以看到公用电话亭、翻盖手机之类，时代细节的呈现都比较到位。
有意思的是，为什么是2005年？一个热血励志故事，完全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一个当代的热血励志故事，也完全可以发生在当下，或者不久前的21世纪10年代。
2005年却是一个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的年份，在当时有着新世纪的朝气，现在看来却已经成了“美好旧时光”。这个时间点，对于当下动画电影最主流的青少年用户而言，是没有亲切感的过去；而对于影片想要打动的成年观众而言，也是一个模糊的曾经。
与这个时间设定相关的，还有影片中一些乍一看略显矛盾的要素，这些要素会把我们关注的焦点引到中年卖咸鱼的阿强身上。
...阿强年轻时是村镇里舞狮最好的仔，结婚以后却因为舞狮赚不到钱而被妻子阿珍（就是五条人的《阿珍爱上了阿强》的阿珍和阿强）禁止继续舞狮，不得已放下了自己喜爱的事业，乖乖卖起了咸鱼，变成了一个养家糊口的颓废中年，直到遇到想要学舞狮的主角才重新觉醒。
这个人物经历的前提就是舞狮行当的没落。
但主角一路遭遇的对手却明明白白地显示着舞狮这个行当并没有那么凄惨，不仅村镇里参加狮王争霸预选赛的队伍有很多，而且省城广州的职业舞狮队更有着堪比专业运动员的场地、设施和科学训练。显然，舞狮不仅不是赚不到钱的行当，甚至可能还有不少后台金主。
...从阿强那个年代到和故事的时间点，两代舞狮的处境在表面上的矛盾，只有在历史的行程中才能被恰当理解，而这个历史的行程，就是20世纪最后二十年到21世纪初。
舞狮大赛的解说员介绍咸鱼强是一位四十五岁的高龄选手，也就是说，阿强生于1960年。
阿珍爱上了阿强是在阿强二十岁，也就是1980年。我们可以推测，两人在80年代初结婚。婚后的最初几年，阿强大概还是继续舞狮。
...从计划经济时代到改革开放初期，舞狮应该是作为文艺事业被整合进公家体制的。
我们可以在当代80后东北作家的作品中看到，在旧体制下，一些工厂车间的普通工人，由于能唱会跳，有些特长，就成为了单位中的文艺骨干；在所有人收入和生活相差不多的年代，文艺骨干就是人群中的明星，受到众人的赞赏和崇拜。
阿强年轻时在村里的地位大概也是如此，阿珍嫁给阿强，就是嫁给了那个年代最出风头的人。
但是在婚后不久，阿珍和阿强就面临着改革开放初期的滚滚洪流。
打工或者下海，又或者做一些灰色生意，大都市遍地的机遇和财富吸引着城乡中无数心思活络的人。
与快速发展的各类生意相比，舞狮虽然在岭南有着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但收益却弗如远甚，这也是不难想象的。
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习俗，舞狮在各种节庆日子、红白喜事、乔迁新居、店铺开张的场合都不可或缺。但是也像很多民俗表演一样，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不免沦为添彩助兴的小节目，从业者只能混口饭吃。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舞狮在80、90年代的处境并没有沦落到像博物馆里的“死文物”那样的衰败，但确实已经远远落在方兴未艾的市场经济后面。
因此，热衷于舞狮的阿强，后来就专心卖咸鱼，十几年没再碰过舞狮。但尽管如此，阿珍和阿强还是没赶上80年代的大风口，输在了时代的起跑线上。
广交所官网上有一篇2019年的文章，一位广东醒狮传承人介绍醒狮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创新实践”。文中说，从事醒狮技艺的人并不是那么多，原因之一是收入不高，生活不稳定；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得以解决，但早十几年，或许仍然是个问题。
在影片中，阿强在2005年重拾舞狮之后，带着徒弟去给人家的酒席表演，结果仍然只能干完活蹲在路边吃盒饭，与省城的职业舞狮队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而在新世纪初的广州，也许还包括其他的一线城市，在经历过慷慨激昂的80年代和野蛮生长的90年代并完成了初步的原始积累之后，“复兴传统文化”的潮流逐渐兴起。（也是在2005年，距离广州两千多公里之外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正式成立。）
在这股潮流下，舞狮作为传统文化迅速被吸纳进地方政绩和文化产业，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省城的职业舞狮队看起来财力雄厚，为什么舞狮大赛可以在广州举办并获得官方和传媒的大力支持，为什么舞狮大赛的“推广大使”家境殷实、开着进口豪车。
2006年，《雄狮少年》故事之后的一年，广东醒狮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就是生活，它活生生活生生地活成了哲学家 五条人，《活生生的生活》
从阿强到两个阿娟再到职业舞狮队，不同角色的舞狮反映出来的是时代变化和城乡差异的复杂社会面相。这一脉络所呈现的，不仅是某一种民俗或技艺的命运，我们可以在更宏观的意义上说，这是传统文化或者“礼乐”的生活方式整体的处境变化，并且事关中国人如何“过日子”和“做人”的问题。
这让我们想起北大吴飞教授十多年前关于中国农村自杀问题的一系列深入的研究；“过日子”和“做人”也是这些著作中反复提及的关键词。
吴飞的研究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拒绝套用主流的社会学和精神病学对自杀的解释，而是在农村生活的细枝末节中理解这些自杀背后的观念。其中，诸多个案分析中展现的家庭权力游戏内围绕道德资本的争夺和拉锯，值得所有想要进入或者逃离家庭关系的人细品。
尽管吴飞研究的具体问题既不是广东地区，也无关传统节庆和舞狮习俗，但是正如他在小册子《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吴飞，三联书店，2007。）中所说：
“我们研究自杀问题，不是仅仅为了找出中国人自杀的特殊模式和文化解释，而是要以自杀问题作为一个入手点，从中国人的切实的生活体验中，理解中国人的人生道理和苦恼，从而能够从中国人的角度，重新理解人类社会中更加普遍的问题和痛苦，找到一种中国式的美好生活。”（吴飞，2007，页15。）
自杀这样一种极端行为，实际上是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中种种具体矛盾和问题的最剧烈、最集中的爆发，因此成为理解这些深层问题及其文化意义的具有典型性的入手点。
在同一本书里，吴飞说：“中国文化中对生命的基本观念是，没有把它当做一个静态的存在……对于中国人而言，生活必须在过日子的过程中进行，才能得到好的或不好的命。……‘做人’，是与过日子紧密相关，又有所不同的一个概念。人们除了在过日子的过程中应对变幻无常的命运之外，还要在这个过程中成就自己的气节和生活境界。严格来说，命运永远是人无法主动控制的，因此，过日子的好坏最终还是未必取决于人的选择，但为人的高度却更多取决于做人的境界。”（吴飞，2007，页37-39。）
在《雄狮少年》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群在过日子中持续应对命运无常的人们，而他们寄托在舞狮上的那种劲头，特别是阿娟的努力工作和最后一跃中的那种劲头，也正是做人的境界的表现。
吴飞就农村自杀问题所做的田野研究和分析，呈现在《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吴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一书中。
《浮生取义》的导言部分，除了介绍研究的对象和经典理论之外，也着重阐述了“过日子”和“做人”。其中探讨“人格”的一节提到，在农村观念中，一个合格的、成熟的“人”，所谓的“全乎人”，就是“有健全美满的家庭生活的人……连父母不全的人都不能算是‘全乎人’，一生没有自己的家庭的人，自然就不被当做‘人’来看待”。但是，“年龄、家庭健全、外在地位等是相当外在的标准，往往不受人的主观支配，但在这些条件之上，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受人尊重的人，就要取决于个人的努力了。……人格也并不只是一个外在地位的观念，而是对人的一种价值肯定。”（吴飞，2009，页40-41。）
从“全乎人”的标准来看，没有孩子的中年老玩闹阿强和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阿娟，都是“人间失格”（做人不合格，或者没资格做人），他们也确实总被周围的人瞧不起。但是他们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不仅赢得了比赛，而且赢得了他人的尊重。
当陈家村的舞狮大哥向阿娟竖起大拇指的时候，当所有的舞狮队伍都在为阿娟的最后一跃击鼓的时候，重点其实并不在于阿娟是否战胜对手，而是意味着他赢回了自己的人格。
不过也要注意到，阿强与阿娟没能成为正常的“全乎人”，本身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市场经济的大潮让阿强的文艺特长一下子变成了不务正业，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带来对建筑民工的大量需求也让阿娟成了留守儿童。
...可以说，“成家立业”的传统价值取向和评价模式几乎一以贯之，但是对具体成什么家立什么业的理解，以及成家立业的实现方式，却已经随着时代有了巨大的不同。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类似的处境，找个靠谱的工作可以说是绝大部分大学生的取向，但是对什么工作靠谱的意识在最近十几年也一直在改变；正如80、90年代人人羡慕“下海”，而10、20年代人人却想“上岸”。
房地产行业带给阿娟的命运不仅仅是父母离家，还有更为严峻的人生考验。
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建筑民工都是一个高危行业。现在仍然可以找到2005年《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新闻，文章说：“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透露，建筑业发生的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仅次于交通、矿山，居第三位。”周星驰在2008年的电影《长江7号》中扮演的也是一个在建筑工地意外死亡的农民工。
父亲的意外受伤，让阿娟成了家里唯一有可能外出挣钱的人，因此阿娟不得不中断学业，成为新一代农民工。
面对命运的挑战，阿强说出了片中最有灵魂的一句话：“别认！”
在《浮生取义》中，吴飞从农村人对自杀行为的迷信解释中看出了中国人对命运的一种态度：命运“并不是一个超验的绝对力量……神秘力量的影响根本就不是一种无可改变的‘决定’，而只是人力之外的外在干预而已。”（吴飞，2009，页125。）
而在对余华《活着》的解读中，吴飞说：“活着，即人与命运的斗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制订规则并在规则中生活，尽量减轻命运中的不确定性，另一个是涵养自己的性情，追逐尽可能好的命运。……除了制订规则之外，人还要学会在生活中培养自己的内在品格。这种品格不会帮助人取消命运的不确定性，本身却成为更加宝贵的财富。”（吴飞，2007，页111-112。）
从一开始阿娟三人被揍之后还是要舞狮，到阿强被数落之后还是要教年轻人舞狮，再到舞狮大赛，整个故事的主角团一直都不认，都在与命运对抗。
如果说存在主义是以决绝的否定换来一种无所规定但又近乎虚无的自由，那么“别认”的意蕴则更为复杂：不能全盘否定此前的“过日子”，相反，此前的“过日子”还会为此刻的“别认”提供基础和力量，“别认”打破了桎梏，是为了让此前的“过日子”能在此后更好、更充分地展开。“过日子”总是在适当的否定中逐步前进，而不是反复在原地推倒重来。
...在《海上钢琴师》中，1900看到纽约的高楼大厦，只会选择退回自己的心灵堡垒；继续过日子的阿娟，却要迎接在广州“石屎森林”的缝隙中升起的朝阳。
事实上，那些存在主义式的、总是在不断否定的文艺青年，背后往往是以他人的默默付出为依靠，站着说话不腰疼；而那些看来唯唯诺诺、一事无成的中年人，却往往“向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地还手，直至死方休”。
当然，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中以文化产业的方式复兴，为阿强和阿娟的“别认”提供了一些外在条件。他们曾经因为市场经济的历史行程而失去的，终究还是要在市场经济的历史行程中重新挣回来。
人类最终还是厌倦了像猴子那样咿咿呀呀乱喊乱叫 五条人，《世界的理想》
那些心怀一股“别认”的劲头的人，在与命运的缠斗中要“争口气”。与“争气”相关的心态，在吴飞的自杀研究中却表现为“赌气”。
“争气”可以说是人格上的不服气的积极方面，那么“赌气”恰恰是人格上的不服气的消极方面。
吴飞反复强调，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是非常彻底的，基本上废除了传统家庭的等级和礼教。
实际上这种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革命在整个社会也很大程度地完成了。
在更为自由的现代生活中，人生变成了一个没有明确导向的过程，这反而会让人无所适从。反映在家庭生活中，“家庭革命对礼教的破坏本来是为了让人们更自由地追求情感和人格的完善，但现代在那没有礼教的家庭中情感和自由并不容易获得。”（吴飞，2009，页79。）
吴飞注意到，农村人对于自杀有一种说法是：“人们气性太大了，所以那么爱喝药。”（吴飞，2009，页55。）直到近期，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很多喝药事件，也还表现出“气性大”的现象。
而且，“气性大”现在几乎遍布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职场撕逼、开车路怒、社交网络站队互喷，再到家里的吵吵闹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气性挺大。“主体的觉醒”并没有在社会上造就更多理性的主体，倒是把大家都变成了气性的主体。
这种气性大的局面表明，传统文化的复兴，除了文化产业的外在经济因素之外，还是存在着社会心理层面的内在需求。当传统文化的观念可以在心理层面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也许能给人们提供一个争气而不是赌气的理由，提供一个安顿内心的出路。
不过，文化产业的外在因素和安顿内心的内在因素并不总是和谐一致地发挥作用，甚至还经常毫无关系。不仅是传统文化，现在人们可以轻易地投靠一大堆意识形态，从星座血型到紫微斗数，从环保动保到键盘拳师，从“时间的朋友”到“听懂掌声”……而这些总是生意的因素远远大于心灵的价值。
吴飞指出：“面对‘人们的气性越来越大’和‘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这样的状况，我们已经无法诉诸三纲五常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也不能把人心的政治附加给警察和医生……这样一个人心大解放的局面不会在根本上改变人们过日子和做人的‘天理’，而只是逼着每个人直接面对生活事实和命运本身，学会自己依靠良知、体会天理。”（吴飞，2007，页60。）
因此，即便人们对传统文化有着情感和道德层面的需求，即便文化产业可以大搞“国潮”，要真正把日子过好，还是考验着每个人的心性。
正如舞狮大赛给了阿强和阿娟赢回人格和奖金的机会，但从根本上来说，阿强就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中年人，阿娟就是一个努力学习、喜欢李白的正派青年（阿娟2005年18岁，生于1987年，其实已经不是少年了）。说到底，一个人的命运，自我奋斗和历史的行程本来就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吴飞的《自杀与中国问题》与甘阳的《通三统》都属于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
在为丛书撰写的前言《“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缘起》中，甘阳说：“近百年来我们过于迫切地想把自己纳入这样那样的普遍性模式，实际忽视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以过于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去了解学习西方文明，也往往妨碍了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已经有条件以更为从容不迫的心态，更为雍容大气的胸襟去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我们相信，‘文化’这个概念正在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基本关切。”（甘阳，《通三统》，三联书店，2007，页6-7。）
但是，时下从公共舆论到文艺作品，再到学术思想，乃至社交媒体，仍然频频受到各种政治正确或者政治不正确的意识形态的搅扰，看起来从容不迫和雍容大气依然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期望。
不过，吴飞的研究还是为我们呈现出了“过日子”本身的韧性和力量。
在《浮生取义》和《自杀与美好生活》中，吴飞都提到了自己的姥姥。这也让我想到了我的姥姥。
那些经历过20世纪和21世纪诸多动荡与苦难的老人，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好好过日子，才能穿越命运的“牛熊”。
我们相信，只要鼓点还能在心中响起，我们就是广东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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