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穿越》是2014年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科幻电影。该片主要讲述了几个宇航员通过穿越虫洞来为人类寻找新家园的冒险故事。该片在中国大陆首映斩获票房7.55亿人民币，远超其在欧美的票房，于2020年重映票房突破8亿人民币，可见中国观众对这部科幻大片的喜爱之深。《星际穿越》不仅“叫座”,而且“叫好”，它的豆瓣评分高达9.4分，IMDb评分为8.6分，《纽约时报》给它打了90分，可谓是“享誉中西”。这样一部被许多影迷奉为科幻电影巅峰之作的美国科幻大片在视觉特效、配乐、镜头等技术层面基本无可挑剔，但究其内核，《星际穿越》仍是一部摆脱不了好莱坞式白日梦的太空版西部片。

《纽约时报》在影评第一句就盛赞：“像过去伟大的太空史诗一样，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星际穿越》将地球上的焦虑和渴望提炼成一个有力的流行寓言，反映了地球上的情绪。”但是，与其说这部美国大片“反映了地球上的情绪”和“地球上的焦虑和渴望”，不如说它只反映了美国人的情绪，更准确的说，男主角库珀对女儿的爱以及“回家”的渴望才是这部电影着重展现的情绪。而将这种个人情绪歪曲成“地球上的情绪”无疑显露了诸如《纽约时报》这种美国媒体的傲慢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戴锦华教授就曾评价：《星际穿越》“是一个很老的好莱坞故事”，而这“也几乎是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也是支撑美国的所有大众文化叙事的关键，叫做回家的故事。”而《纽约时报》在影评中也变相证明了这一点：“《星际穿越》是关于对家的渴望，关于进入未知的航行，最终变成了返回的奥德赛。《星际穿越》可能会在太空电影的先贤祠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它满足了地球上的强烈需求，不仅是对冒险和新奇的渴望，最终也是对舒适的渴望。”显然，在《纽约时报》看来，“回家的故事”是地球上所有文化的“强烈需求”，并且讲述了这种“回家的故事”也是“《星际穿越》是一部值得打90分的高质量科幻电影”的有力证明。这种把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扩大成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强烈需求”的论断，何尝不是充斥着“明显的民族主义信息”。在《星际穿越》中，几位宇航员以及科学家都没怎么发挥作用，就随着一个接一个的意外几乎毫无价值地去世了，因为他们是配角，而主角库珀却能够凭借着对女儿的爱以及回家的渴望毫发无伤地穿越黑洞。根据常识，黑洞有着极其强大的引力，是一种时空曲率大到光都无法从其事件视界逃脱的天体。正常人靠近黑洞只会烟消云散，化为乌有，而“在主角不死的逻辑面前，所有物理定理都得让步”（《父权》：102）。《星际穿越》为了成就所谓的父女情竟然让主角库珀能够只凭肉身就能穿越黑洞，醒来后就发现自己“回家”了，终于和女儿团聚（详见《父权》：106），而拯救地球的关键就是主角库珀对自己女儿的爱，而不是所有人类的共同努力，甚至不是所有美国人的共同努力。这种不合常理的个人英雄主义果然是《纽约时报》所赞赏的精神，但是将其歪曲成“地球上的强烈需求”是非常荒谬可笑的。

究其本质，《星际穿越》是一部太空版的好莱坞经典西部片，承载着传播美国民族精神和国家形象的功能。以“西进运动”为背景，美国西部片表现了“这个国家的无穷可能性和无限展望的形式化愿景，从而把西部扩张和天定命运‘变得十分自然’。”作为美国本土特有的类型电影，西部片描绘美国理想生活图景，崇尚个人英雄主义，暗中传播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宣扬美国精神。西部片中隐藏的核心价值就是“现代文明对原始野蛮的征服”，美国人代表的是现代文明，而印第安人则是原始野蛮的代表，于是美国人就在这种二元对立思维下合理化自己西部扩张的野蛮行径。从这个角度上看，在《星际穿越》这部太空版西部片中，人类居住的地球代表的是“现代文明”，而未经开垦的其他星球则是“原始野蛮”的象征，于是电影中将开拓外太空、寻找人类新家园这一行为毫不避讳地称作“殖民”。影片中的B计划—将人类胚胎转移到宜居星球上一延续人类这个种群—最终也成功了，于是孤身一人的女主将星条旗插在这个新家园上，完成了对这个“野蛮之地”的初步“殖民”。因此，就算是一部未来科幻片，《星际穿越》的内核仍是老套的“文明和荒野的对峙”的美国西部片主题，但同时又充斥着当代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宣扬美国精神以及“美国梦”的“明显国家批准的政治潜台词”。

《星际穿越》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是一场虚假的好莱坞式白日梦。影片中拯救人类的关键是主角与自己女儿之间的无限深情，而拯救人类的途径是靠未知高维力量施以援手。人类面临生态危机，不是靠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而是靠地球上一对美国父女之间可以“量化”的爱来拯救人类。在这如此荒诞的情节设置的背后是美国普世价值意识形态的大行其道。上帝死了，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塑造出了新的宗教，如“科技”、商品以及“爱”；“爱”成了好莱坞向观众灌输的现代宗教概念，发挥意识形态控制的作用，“而宗教意识形态所支撑的核心理念就是美国国家形象的两个方面（先进形象和正义形象-合法性）。”而无论是“上帝”还是“爱”，都是“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换言之，《星际穿越》企图利用现代宗教概念来向观众传达：“有一个绝对的崇高的存在凌驾于人类和世界之上，来让人膜拜。”而“只要人还依赖、膜拜于某个东西，那么，人要达到一个自觉乃至真正的行动，就很难了。无论是何种宗教，都是让人丧失主观能动性。”对这部影片而言，在用“爱”这种宗教概念来拯救世界的逻辑面前，物理学也得让步。同时，影片中展现了未来人类可能面临的巨大灾难：气候转变导致了粮食危机，地球已经不适宜人类生存。而面对这样的灾难，“《星际穿越》把好莱坞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用到了极致并且超过这个极致”，这种好莱坞的方式“从绝对真实的，具有批判力的现实介入，以一个白日梦的个体解决作为出路”（《父权》：106）。“而这部电影把它做到了极致，因为它给了我们，关于现在的文明逻辑正在把我们自身带向毁灭，我们正在摧毁我们的地球，这样一个问题进入。但，它以我们被一个未知的善良的力量所救，我们将移民全宇宙，我们将把现代的逻辑播放全宇宙，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结束。但，这并不是诺兰的责任，也甚至不是好莱坞的责任”（《父权》：106）。《星际穿越》能够获得这么大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它让观众沉浸在父女情深的戏码中感动得涕泪涟涟，这种虚假的“感动”消解了观众的问题意识以及批判力，诱导观众相信：当灾难来临，人类不需要实际行动和对策，仅凭爱就能拯救世界。这样一场好莱坞式的白日梦既缓和了观众焦虑情绪，消解了观众的危机意识，又给予观众情感宣泄的舒爽感。然而，这种“高度鸵鸟式”（《父权》：106）的解决对策终究是对大众思想的麻痹，让大众沉迷于白日梦......

文献引用：

A. O. Scott, “Off to the Stars, With Grief, Dread and Regret”, in The New York Times, 4 Nov. 2014.

戴锦华《失踪的母亲:电影中父权叙述的新策略》，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8期,第99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父权》”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Thomas Schatz, Hollywood Genres: Formulas, Filmmaking, and the Studio Syste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1, P. 47.

李正奥《好莱坞西部片意识形态的类型化表达》，载《电影文学》2019年第16期。

欧阳照、刘哲《景观社会中《星际穿越》的意识形态分析》，载《今传媒》2019年第7期。

王虹《审美意识形态与现代宗教形式》，载《科学与无神论》2018年第2期。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