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人生》是由意大利罗伯托·贝尼尼导演并主演的一部二战时期的电影。“二战”这个特定的背景对于整部影片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它意味着在影片前期出场的每一个人物及其人物性格刻画、包括贯彻大半篇幅的爱情叙事以及每一个精密的细节描写，最终都将落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导演以一种富于喜剧性的笔调，将一切残忍的叙述一笔带过，却又在细节处尽力地表现残忍。我想这种笔调相当好地契合了这部作品要表现的内容，所谓的一个伟大的人格为了保护孩子纯净的心灵，所表现出的伪装在残忍之上的乐观与幽默。
影片的破题部分很长，有一半左右的叙事是在讲述集中营之前圭多从乡下来到城市的生活，以及他追求多拉的过程。电影的开头在一片浓雾中引出旁白，抱着孩子的男人隐隐若现，很快又走入迷雾之中，这个镜头很像文学作品中的题记，埋下伏笔，粗略地点一下题，将我们观众的脑子搅得迷惑不清，只好带着这样一个恍惚的印象去观赏后面的内容。然后画面一转到乡间的小路上，主人公行驶的车辆刹车失灵，带来许多糗事，开篇充满了生活的情调与一种活泼的快乐，而这种氛围也很好地将人们带进圭多的性格与行事作风之中。圭多此时便已经展现了他自带的无厘头的搞怪天赋，后面的情节，就是他遇到多拉，来到城市投奔叔叔，在此间的种种生活场景。那是意大利的1939年。
破题的部分先是对于人物性格进行了大量的刻画，甚至导演为了使这一点更加充足，让破题部分占了影片整整一半的位置，圭多在追求多拉的时候，总是能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多拉创造奇迹，我们不难想象在后面的生活中，他也在源源不断地为自己的妻儿带来许多幽默而欢乐的小惊喜。因为他永远怀抱着对生活的热忱，不介意“失序”，即使事情脱离了正轨，他也能用自己的小花招来扭转局面，这一点他与政务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多拉的选择，也不难理解后面发生的一切了。而就在人们以为圭多过上幸福的三口生活的时候，正片部分才刚刚开始。其次前半段还埋下了许多细节，比如随处可见的希特勒手势，以及他们到达叔叔的宅子时，一群刚刚殴打过叔叔的人从宅子中跑出，再比如视学官要前往学校进行宣读的种族宣言，还有宴会上贵族们讨论的题目。层层的细节叠加在镜头之中，在圭多惹下一个又一个笑料并四处喜气洋洋的时候，这些细节便宛如一根细针般出来轻轻地刺我们一瞬。那时观众已经意识到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仍然处在喜剧性的叙事氛围里，没有想到后续的剧情会与他们彼时正在观赏的内容如此截然不同。
正是前面的剧情对圭多人物性格的极尽铺垫，我们才会如此相信他一定能做到为自己的孩子搭建乌托邦这件事，才会为他能在困境中笑着为孩子编织谎言的行为增添合理性。而到了情节的发展部分，我想这里的分界线应该在他们一家三口从花圃中出来的镜头那里，那时“犹太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已不再作为隐藏的细节，而是明目张胆地悬挂在最紧要的位置，让乔舒亚伸出他稚嫩的手指去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朗读了。距离圭多带走多拉已经过去了5年，他们来到了1944年。
被抓入集中营以后，前面铺垫的所有细节一一显现，我们发现整个破题部分的存在就是为了后续的情节发展所用，电影中偶然发生的事件都被设置得极其精巧，前后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经过了细致的处理，使得巧合被证明为真实可信的。乔舒亚讨厌洗澡，这帮助他逃过了毒气室；菲鲁乔睡觉的时候告诉圭多的理论，使圭多在剧院成功地让多拉回头，并且在后来乔舒亚躲在柜子里的时候用这招成功“赶走”了那条大狗；医生与圭多曾经一起破解的谜题使得医生在集中营救了圭多一命。电影处处都有呼应，这让我们相信所有巧合的事件得以真实地发生。
整部电影所传递的一种价值理念，经由人物刻画与台词所展现。影片中的圭多是滑稽的、幽默的，也是自尊的，他所体现出的人的自尊就像叔叔曾经在酒店说的：“学向日葵，向日葵向太阳鞠躬，鞠得太低的向日葵已经枯死。你是侍者，不是下人。上帝是第一位仆人。上帝为人服务，但上帝不是下人。”这也经由叔叔扶起那位德国女兵而显现，在那一刻，最纯粹的来自于人类之间的关心，使得不同种族不同地位之间的不平等的划分显得尤为可笑。
圭多伪装成视学官去学校与多拉见面的时候，台上的教师请他宣读种族主义的宣言，他摸着自己的耳朵，说自己的优越与此相关，因为他有饱满的耳垂或者什么其他的，这时台下的学生们赶紧摸起了自己的耳朵，生怕不够饱满的耳垂会使自己成为低劣的种族。这是导演送给种族主义者的一个尖刻的嘲讽，种族主义对于人类的划分标准，正如耳垂是什么形状一样荒诞。于是他借圭多的口说道：“看吧，脐带打结得多巧妙，而且解不开，用牙咬也咬不开。种族主义科学家想解，纯粹是妄想，这意大利肚脐属于我们的种族。”
他无法再对着多拉说“早安，我的公主了。”然而他的儿子，还有那些战争中活下来的人，会继续将这句话中承载的爱传递下去。因为他的爱，帮助孩子和妻子撑到了黎明到来的时刻，那些挺过黎明的人和战争中消逝的一切，将会成为世界上一个深刻的痕迹，嵌合在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