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于某工作日的晚间看了这部电影。尽管观影体验比较连贯流畅，几处有瑕疵的地方还是颇让人出戏——哪怕同排的中年大哥从头哭到尾，不时擦一擦眼泪并吸一吸鼻子……
影片以患有脑瘫的主人公刘春和爬上楼梯，登上小楼屋顶的段落开篇。镜头将近处的主人公与远处的高楼同时容纳其中，一开始便点出了电影标题的一层含义：“小小的我”对应的是大大的世界（big world），整个故事则是患脑瘫的“我”与健全者的世界之冲突、对抗与小心翼翼的连结。主人公坚持抗争着“正常世界”对自身不假思索的排斥，在其中，他被轻易定义为不合常规的“异常”。主人公不断地试图证明，自己可以作为一个“记性很好的普通人”，打鼓，考试，当老师，找兼职养活自己，除“吃喝拉撒”之外也有健康的性需求（难得看到国产电影认真严肃地讨论这个话题，但引入它的时机和场景却相当奇怪且突兀）。
...当然，这条叙事主线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刘春和开始打鼓的契机是外婆的殷切恳求——很难想象一个对外孙百般爱护的老人，会在征求其意见之前，便擅自作主推动这件事。之后，春和同老刁的竞赛显得更加不合时宜：即使本段落最终以欢快的喜剧情景收场，一个为自身表演资格，不惜与朋友的脑瘫外孙在大庭广众下竞赛的形象，恐怕还是有些脱离现实。
另外，主人公与雅雅的关系也令人困惑。固然，这部分内容试图探索残障人士与非残障者间友谊与情感的可能，但雅雅对春和的好感，似乎只是来自对与己不同者的好奇和兴趣。观众没有看到，雅雅是否同样面临某种人生困境，而她与春和的交往，是否可能达成任何的相互理解、认同、帮助、乃至拯救。（雅雅曾提到自己在做“全职女儿”，但她与母亲的关系正陷入危机。这本是个有待展开的线索，不过影片叙事的侧重限制了其可能）。因此，两人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近乎施舍的不平等状态：雅雅在春和的生命中时来时往，而他们的故事，最终只能以前者的退缩宣告结束。
...电影的点睛之笔，在于刘春和对合唱团里老年人的认同：他们不懂如何使用新媒介，在飞速发展、骗术横行的时代，同主人公一样，也成为某个层面上的“弱势群体”。跨越代际和身份，“弱者”内部的相互理解得以建立，而这正是春和与雅雅所缺乏的纽带。另一方面，外婆和其他老年人自发组织的共同体（合唱团），在春和和雅雅的代际中却不存在。无论是主人公与其他脑瘫患者之间（不过是医院里打个招呼的关系），还是他与雅雅或其他“健全者”之间（同雅雅玩飞盘的朋友都去了哪里？），类似的小集体都无从找寻。这或许揭示了残障人士和年轻一代的现实处境，但影片并未进一步展开，关于他们如何面对此困境的想象。
如果说共同体的缺失，构成电影叙述与现实的一个症候，那么主人公对家中骨骼模型的迷恋，则提供了不属于“健全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春和抱着人体“骷髅”在行李箱中睡觉的桥段，很容易被解读成孤独状态下的恋物，以及脑瘫患者身处隔绝所产生的倒错。然而，雅雅到春和家做客的段落里，一个镜头将“三人”（刘春和、雅雅和骷髅）同时囊括其中。三者姿态类似，占据大小接近的画面空间，甚至骷髅还位于镜头更近、更高处的地方——这暗示他们不分高下的平等关系。骷髅不是可悲的替代品，拥抱它也并非倒错：那不过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对亲密和纽带的理解。同样，残障群体并非低于一般标准的“不够格者”：他们不过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对身心和生命的体验。通过接纳一具骷髅，我们回望到影片的核心命题：对另一种可能性的确认，对司空见惯之常规的质疑与颠覆。在刘春和努力证明自己是普通人的时候，我们更要追问，所谓普通，究竟（应该）是什么？
春和、骷髅和行李箱：https://movie.douban.com/photos/photo/2916837968/.
倘若上述愿景过分理想，倘若世界的大多数，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着规范的霸权，那么，当下刘春和们所需要的，或许是一个不受打扰、能够自我支配的空间。当母亲无视着外婆的个体性，抱怨道“你有什么隐私”时，春和插嘴表示“我也有隐私，我也需要隐私”。不论老年人还是脑瘫者，他们都期待来自他人的平等尊重，期待自己被当成拥有隐私、独立自主的个体存在。因此，伍尔夫百年前的呐喊，于当下更具别样的现实意义：不止女性写作者，每个个体，每个不合规范的人，都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从这样的“小小世界”出发，“小小的我”终究可以凭借想象力的羽翼（伍尔夫的纸笔、刘春和的电脑），抵达外面那个“大大的世界”（big world）。
而至少，在熄灯后的房间，在狭窄的行李箱中，我们可以自由地拥抱骷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