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达只是因为需要存活所以在街头游荡并依附每一个愿意收留她的男人，看似漫无目的，实则毫无选择，对于无工作无住所的她来说跟着饭票是没有办法的选择，跟随那个在酒吧里看报纸的男人会比这个蹩脚的盗贼更好吗？

而她好似也并不在乎让生活变好，她似乎没有任何可以支撑自己的技能和态度，当女子的性别可以使其依附到饭票，那就这样吧，付出性来换取番茄意面，毫无目标毫无自我毫无情绪，毫无生存空间。而最终她反击了一个新的饭票，好似在那时出现了情绪，而后呢？她依旧无处可去，而后被继续收留，但夹坐在两个男人身间的她又好似在思考，如果这部影片的娜拉有在出走，那必然是在反击那个想要强奸她的男人之后。

我会认为旺达这个角色在写作时被投射了太多主题因而表现得很不现实，但写作她的人又给她写做了一个极为现实主义的土壤，因而造成了分裂。我认为对于旺达来说极为不现实的一点是她好像没有恐慌——她似乎不会为无处可睡或是饿死街头而紧张，她并不像罗塞塔一样焦虑或恐惧，她的生命力极为孱弱，她的生命哲学是什么，她对于死亡会持有如何态度？我难以想象。且除此以外，旺达没有过去，在故事中她不存在成长的土壤，我们能知晓的，她被丈夫抛弃，被姊妹的家庭厌恶，除此之外就没有了，她因为没有过去，所以也无处可归，只能游荡。

但旺达她被如此故事性地创造出来，必然有其象征意味，我不认为她只是为展现某种状态而存在，因为她实在太故事了，而这也让我感到困惑，女性主义？迷惘一代？一位女性流浪汉？首先我认为必然存在对女性主义的讨论，一个乖顺的婴孩身上出现了“我要拒绝”的反击，这无疑是一个女性主义的主题，但是她并不先进，在女性已经参加工作的70年代，我实际上并不认为这个主题会是先进的。那么最具女性主义讨论的地方在哪里，我认为就是在她的反击以后，她尖叫、反击、跑过了一片密林，而后继续驻足在别家楼下，也就是，在娜拉出走以后，对于一无所有的女性流浪汉来说，她唯一的乞讨方式即是跟随男人，付出性以换取番茄意面。

那么在此母题下，重看被蹩脚盗贼捡拾而后跟随，最终对其产生情谊的过程，这是否宛如一段婚姻，而在影片中，他们也从一个从观众清楚知晓为假的couple变为至少对我来说不知真假的couple，丹尼斯身着西服同时要求旺达穿着白色连衣裙和他回自己老家，如同是带女友回家，而最终旺达也加入了丹尼斯的抢劫行动之中，并在他死之时真实地产生了痛苦和悲怆。

那么我接下来的问题即是，旺达的最后展现出的主体性从何而来的？她为何能在此“婚姻”之中长出了些许主体性，在最后的抢劫行径中丹尼斯对其的些许表扬真得有这么大的效果吗？我认为其转变最初出自于那次公路上的分歧，此时旺达第一次知晓丹尼斯的真实身份，而她未选择下车，我不认为是旺达带有完整主体性地选择了留下，但选择的力量并非完全不存在。也许是在长久流浪之后，跟随丹尼斯并完成其交给她的任务让她感受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又映射出了过去女人唯在家庭和婚姻中能有生存空间，她选择了一个已有的生存空间而非回归流浪状态重新去找生存空间，而这也意味着她在此时进行了权衡和判断，意味着一丝自我意识地产生。

那么难到导演在说所谓婚姻使女人产生了主体性？不，并非，实际上是生存空间。生存空间的出现使女人得以思考更多，也得以拥有依托以权衡利弊做出利于自己的判断，然而婚姻？丹尼斯并不能使旺达真正生出坚决拒绝的意愿，旺达永远在对丹尼斯妥协，她完全的拒绝也是在丹尼斯死之后展现出来的，一个新的生存空间和自我意愿的矛盾，旺达选择了后者。

其实关于其它主题我还没想到可以怎么写，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