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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作为“初级阶段”的启蒙作品，也是非常难得，十二分重要。因为无论问题，或是困境，首先要被更多“看见”和“感受”。电影在技艺上算不得多新多出彩，剧本工整，但以典型例证推导人物行为的痕迹较重，细节完备，不少台词都很微妙地指向“系统问题”，另外配乐有些渲染过度。
不过，电影好在对“女性人生”的全景扫描，正面写出女性的真实处境和世代的“遗传”问题，挑明了问题所在——这看似简单，实则很难，既要不流于展示痛苦的悲情，又不能变成对反抗成功的幻想。
也许，于中国大多女性而言，困境并不（尚未）涉及多深刻的哲学层面，仅仅是日常生活就已够令人窒息，窒息到没有间隙和力气“醒来”。待到醒来，为时已晚，像被囚禁半生的人想重新回归社会，随即陷入鲁迅所说“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精神困境。
一百年前（1923）鲁迅谈“娜拉走后怎样”，想的是有了启蒙、觉醒和决心之后该如何——必须要像无赖一样争取经济自主权，一百年过去，经济制度确是改了，然而难改是观念、习俗造成的持续的、渗透式的精神压迫，因此即便制度的框架改了，框架内结构性的不自由、无力感仍在，甚至更隐蔽了。因为无论何种层面的制度改变，往往徒具形式、表里不一，文件一发，口号一喊，大会一开，社会便进步了，娜拉的经济权和自主权不但变成了隐形的“女德绑架”和明目张胆的“母职惩罚”，还要被提醒着：路你自己选，后果自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