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喜欢这部电影。
制作团队只有三个人。三个台湾人。他们在脸书上招募会写诗的在台印尼人。找到两个。在台念书的印尼男子，一个瘦瘦的，长发有波浪，把眼镜取下、戴上，又摘下；眼里总闪着理想主义光芒。一个胖一些，看起来年岁大一点，总是悠闲地抽烟，笑起来像喘不过气。夸张地笑着抱怨自己只剩最后一根烟，难道要找拍电影的人要。他们一直穿同一件格子衬衫，在台南公园里走来走去，坐下又站起来。他们说，其实要感谢那么多那么多的在台印尼移工。正因为印尼政府送这些便宜的移工过来，所以他们可以拿奖学金念书。
台方数据显示，目前在台移工约76万人，其中印尼人28万；家庭类雇主偏爱「印劳」，即做家庭看护；产业类则倚重「越劳」。这使人想起梁文道在《印尼Etc.：众神遗落的珍珠》导读引用一段中介中心对印佣的叙述：「……习惯了服从政策，服从政府、上司、长辈的安排；其次，在语言方面，印佣的英语会话平均来说不及菲佣，但学习广东话的速度比菲佣快」。我看电影这天下午，一路从新加坡议会、最高法、国家美术馆，及周边嘈杂商场走来，拥挤马路与市府建筑间狭窄的人行道及绿化带上，坐满东南亚面孔的男女，他们野餐、唱歌、听音乐。在映后谈环节，主持人印证了我的猜想。他说，这个场地选得巧妙，大家看外面坐满的，都是来新加坡的缅甸移工，他们就像电影里一样，休息时来这边相聚；而放映电影的这一间厅，之前也举办过移工的诗歌比赛。
音乐、吉他、车声、诗歌，都是这电影的主角。制作团队请两位印尼男子每周晚上来台南公园，分享他们写的诗歌，以及与身边的印尼移工有关的故事。对话由此流动开去，流到移工的生活、爱情、家庭、家人，以及遭受的剥削里去。里面的诗歌我都好喜欢，可是记得的字句太少，只记得许多移工生活里的字眼入诗，于是许多看似与「诗意」这回事隔得远的字眼，却恰恰构建出这些句子奇妙的烟火气和一点幽默感，有时安静，有时热闹，有时压抑。我记得一首关于移工下工后骑机车到台南公园相聚的诗，里面有一句「所有的故事蜂拥而至」，而画面中正有机车的光影和声响川流；还有一句「你坐过的位置，我一礼拜都不会擦」，则写移工的爱情。眼镜男说，所以理论上，机车可以一直骑，黑夜可以一直延续，不会结束。帽子男说，可是移工要回去上班啊，天亮了得回厂里上班。我喜欢这电影之一正是在于，你看到理想主义，也看到现实长什么样子。
我记得一首关于一位23岁的印尼女生的诗。我还记得她叫Listi。她做家庭帮佣，照护患失智症的阿嬷。她最大的兴趣是买晚餐时，到台南公园里坐一坐，看一看其实每天也差不多的、不怎么有趣的风景，并一边看看手机监视器里阿嬷的状况。我记得那诗里写到便当盒装满茄子、豆腐、猪肉丝，写到头顶天空变化快如电视讯号，写到她「只是想守护一段距离」。
我记得一首中年女家政工写的诗。她说她把钱寄回去，大家叫她们这样子的人「外汇英雄」。可是怎么就变成了英雄。她写，他们不仅要我的手、要我的印尼盾，「还要我身体的曲线」。
两位男子的状况也值得玩味。他们从一开始不知道要干嘛，戏谑说「成本好低的……这就是独立电影啦」、「我们也是电影演员啦」，到渐渐进入状况，充满兴味地念诗、讲故事，还想象自己正在做一档广播节目，那节目只有公园里的人听得到，因此如果有人听到自己的故事被讲述，也完全不用担心。眼镜男想法越来越多。帽子男则开始觉得累，他不知道这到底是在干嘛，不知道还要拍多久，他就要回印尼去了。于是制作团队也专门给他一幕，让他大倒对这所谓「电影」的苦水。我可不可以把他们两个的状况理解得更远一点：或许这也代表了，和议题并不直接有关的人，对议题将持的态度。终究不能仅靠理想主义延续。
于是电影也就结束在帽子男一路走出台南公园，回到高雄的住处，关上门之前对镜头挥手，大概是再见的意思。他住在高雄，每周搭车去台南拍电影。我想起蓝佩嘉的《跨国灰姑娘》，想起那本《移工怎么都在直播》。但我带着这许多「议题」看完电影之后，其实觉得即便移开所有政治的、社会的讨论，这部电影本身对生活，对声音的捕捉，已经足够好。
又及，
太喜欢电影里的诗。我在映后谈问，是否线上线下有出版诗歌的计划？很想要知道在除看电影之外，还有否其他管道可以阅读这些作品？导演说，确实有想过，看看未来会不会办展览，或是做跟电影相关的出版，那么也许这些诗歌就可以被展出。其实还有很多诗歌没有被放进来。
以及，学到taman，是公园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