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上disclaimer：纯属瞎谈。
《读书天》典范性地表达了青春/成长片作为类型片的要素。这里不再是泛泛的coming-of-age（通常是标志性的事件）或是更偏哲思也更加有文体传统的成长小说，而是摘取短时间的看似无意义的日常，只通过日常完成对教育作为体制的反叛或批判。
这里要谈的首先是对四五十年代beat generation的援引：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以及后来塞林格的《守望者》。而垮掉的一代本身（因其与二战的联系）又必须指回一战后的lost generation，首先是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年轻人（《盖茨比》及其结尾或可作为文本例证）。三十年间，“回望青春”从“姿态”变为“体验”，也“精神分裂”为对精神性的索求和对身体性的依赖。
或许在八十年代末，与教育体制绑定的历史语境抛出了全新的、去除性与毒品的针对“综合”的挑战。《读书天》里，Ed Rooney作为教务长，想要整治Ferris的出发点无可厚非：是不想让他不受规训的状态影响到更大范围内别的学生。然而他在影片中受到了全然反面的刻画，甚至最后也要被“幡然醒悟”的Jeanie倒打一耙。作为规训体制的教育一开始就被扣上了需要被推翻的名号，而Ferris的一切谎言也从一开始就成为了革命性的行动，也由此带来了Cameron的成长。在冒名顶替进入餐厅和狂欢节上引吭高歌两个段落里，三个年轻人作为“青春活力”的代言，明确代表了能够改变现存社会结构的力量。这里的性别主义视角或许耐人寻味：Jeanie想要揭发Ferris的行动（无论规训内外）屡屡遭挫，最终因为“伪造案情”（然而她讲述的都是事实）而被带到警局。毒品男纵然点到了事情的关键（“问题不是他而是你”），但却是Jeanie与后者的亲昵使她重新建立起（作为女性的？）自信。整部片子中，只有Ferris的以日常为伪装的逾矩是可以被允许的：这是第九次病倒，但这同时又只是one more day off而已。结尾Ferris对父母说明天我要去学校了：但他真的会去吗？
也许在《读书天》中，这个日常的伪装才是影片得以被综合分析的关键。Day off被用来进城玩乐，而玩乐本身又不具有任何具体的意义：摩天大楼和狂欢节（甚至于美术馆）都暗示了日常本身的ambivalence：日常必须相对于divided realms（工作、休息、家庭等等）和具体的叙事存在。Day off要求Ed Rooney作为失败的规训者的存在，但同时能够以其non-place避开一切对其规训的努力。
将“青春”的范围扩大，同年上映的《伴我同行》同样具备这种结构：几个孩子踏上寻找“死亡”（作为不可知物）的道路，可旅程本身毫无剧情可言，结束时也只能被看做是一次较远途的郊游。然而成长以及与自我的对峙在这种（无）意义中实现了。这里已经有了关于“童年”作为逝去之物的框定：在《读书天》中，对未来的担忧仅仅从Cameron和Sloane的只言片语中体现，而片尾Ferris面对摄像机的质询“You are still here? It's over, go home!”也宣告了这一天的结束：日常结束了，学校的学习即将重新赢取生活的节奏。然而日常真的能够结束吗？
不如说是三年后上映的《死亡诗社》完全激化了教育与日常的矛盾。Keating带来的正是完全被浪漫化里的日常本身：carpe diem，而dead poet's society复兴的正是对生命本身的关注（Ferris: Life moves pretty fast. If you don't stop and look around once a while, you could miss it）。然而在这里，如同塞林格笔下的Holden，Neil在理念的争斗中交付了生命，学生们最终讴歌的是一位终将从他们的生活和生命中离去的船长。
《死亡诗社》意图激发的观众的绝对共情和世俗与生命的绝对敌对关系无疑是一种可能，但也由此带来绝对的煽动性。或许“日常”——以其ambivalence——提供的才是更加贴近问题也更加复杂的阐释路径。《读书天》完全没有提供答案，也完全不自我标榜为任何“解法”或“讯息”：Ferris和Sloane面对Cameron的“成长”首先是犹疑不定的，而Cameron在Seurat的大碗岛前直直盯住一个无法辨认的小女孩形象（被镜头的摆荡和拉近所强化）已经暗示了一种以刻奇为导向的读法（一个当代艺术中相对应的梗图是：观众面对Newman的Zip直呼I can totally see everything here!）。而在一系列的戏剧化情节中，完全不能register Ferris扯谎装病从而逃学的父母是否也正是《诗社》里Neil的父亲？家人之间本应真心的互动从一开始就被Ferris的表演所压倒：这里所描绘的究竟是怎样的家庭和师生关系？如果说与片尾字幕同时播放的Rooney登上校车是他与现实的妥协，那么最终Ferris催促观众快快离开影片则是对我们的警醒：以谎言堆砌出的day off究竟讲述了怎样的现实？或者说：其讲述的究竟能不能成为现实？
《The Holdovers》提供了一个更加幽微的“日常”与不和解的姿态。这里的日常甚至首先是反日常的：是校舍空无一人的圣诞假期。这里没有师生之间绝对的敌对和认同，而是深植于人物自身历史的精确弧光和人物间不停歇的角力：角力作为彼此靠近的动力和过程。在双方均作为反叛者的互相认同的微妙瞬间过后，老师为了让学生留下而选择辞职。如果说教育作为体制终究要存续，那么日常能否被纳入图景？图景能否被净化张力？必须要指出的是，与《读书天》不同，《Holdovers》并非类型喜剧，其着眼的也是剧情本身对概念的挑战：与日常一样，这里的“教育”首先必须被解构和重构。
或许可以最后回到《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孩童视角（伪，因为这自然已经是重构的回忆视角）实现的也是一切的“日常化”：因此片子捕捉到、却并不强调和构建对立，也不真的将“批判应试和集体主义教育”作为关切。朱同的超能力或许正是这种“日常化”（everyday-ization）。然而他最终——他也必须最终——在集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存在：这是这天下午的广播操排练。他的笑容并非强笑或假笑，只是身份的锚定必然导致日常朝向具体生活领域的坍塌：在学校相对于放学回家，学习相对于玩耍相对于排练。他终究要学会进入教室并且在教室中生活，而非在走廊上奔跑/罚站或者在学校周边和之外的区域里游荡。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必再每天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即便这个位置不是东里实验小学，却也因此失去了自己既在局内又在局外的“日常”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