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说自己并不喜欢冗杂的理论。尽管在观影过程中，我不止一遍的会想起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作为求知主体的人类学家与田野作业的整个过程成为被记叙与分析的对象。人类学家不再隐于文字之外，镜头之后，与田野之中的“他者”一起被记录。人类学家也不再躲入幕后生产客观真理，不得不面对自我、面对迷茫、面对缺氧、高反、断电等诸如此类在“另一种生活”之中难以寻觅的困境。
坦白的来说这不是我第一次观看民族志影像。但它还是有些许不同的，不然我的思绪不会漫过漫长的功能主义之河，一脚踢进后现代。前奏中弥漫着强烈的实验录影带的信息素以及芜杂、高度抽象的简笔画所概括的思路。与我曾在火车、旅馆与课堂中观摩过的影像不同，《长江沿岸田野纪行》与《仲巴昂仁》似乎可说代表着一种经典民族志的客观性，在那里，人类学家做着他们“理应”去做的事情，忠诚地记述所经之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社会文化、音乐史诗、象征符号等等。《滇池东岸》、《故乡》与《老村》带有更多应用人类学的趣味，人类学家介入整个事件之中，以决策者或行动者的身份进行参与和干预。而在此，那个“人类学家”的身份首先浮现出来，然后慢慢消失，“我”并非来自外部的知识分子，或者用福柯的话说，“我”很难象征着一种权力，毕竟在藏地，连呼吸这样习以为常的行动都要拼尽全力。“我”是“姨“、是“姐”、愿意和藏人一起吃饭便可以成为“很好的人”。那些在草地上肆意奔跑，像山羊一样、动物一样灵巧地爬上山坡野蛮生长的孩子比“我“更加懂得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存。
而这又不免陷入某种“高贵的原始人“式的迷思，再次折返回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的拷问：来自城市的“我”真的不代表某种权力吗？如同德莱顿所歌咏过的，那些偏远的民族尚未被所谓更加先进的文明所污染，他们有更健康的生活、更顽强的意志、更强健的体魄以及诸如此类，早已被西方人所抛却的特质。曾经，这样的迷思所面对的是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大可用对于古典进化论的批判予以置否：空间上的他者一样被构筑为时间上的他者。而面对处于同样一个时代、同样一个国家的视角之下，来自城市的“我“以及来自东部沿海的我，切实代表着某种抽象的权力，或者至少是特权（privilege）。毕竟，在面对志愿填报这样的人生大事时，”我们“大可动用目所能及、力所能及的资源搜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在浩繁的信息中做选择。而次增（纪录片所跟踪的女孩）所面对的不仅是一次网上志愿填报，以及恶劣的天气、繁重的家务、波折而中断的信号以及难以僭越的信息壁垒与”传统”。我有点惊诧地听见那位父亲以一种略带愤怒却如此平和的语气回应女儿在高考失意后所说的气话，“那便在家中看着牦牛好了”。一如她那早早生子的三姐在草场上奔波。
波兰尼、沃尔夫以及奥特那对于自由市场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或可看作对这种现状的一段长歌当哭。但导演展现的更像一种良善的人类学，一种指导着人们走向美好生活的人类学。导演说她将会在未来不断地回访自己的田野，对于一位新锐的纪录片导演而言，“这将是她一辈子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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