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君健，纪录片《风起前的蒲公英》导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蒲公英的绝大多数孩子都出生在北京，在他们初二、初三转学之前，很少在老家生活过。他们是社会学定义中的“流动儿童”，这是一个常见的标签，也是很多人关怀的社会议题。但是随着我们的拍摄，我们觉得在标签之下，是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世界，是他们生动鲜活的青春，他们的少年时代。
长大之前，放声歌唱
2025.6.7 深圳
大家好，我叫梁君健，我在大学里教书，也是一名纪录片导演。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一部即将上映的纪录电影《风起前的蒲公英》。
生机勃勃的蒲公英中学
这部纪录片拍摄于蒲公英中学，它是北京市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经政府批准的、专门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设的初中。
2017年4月，我第一次来到蒲公英中学，校门外的这条马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周围的几个村子里住着五六万在北京各个行业工作的人，每到早上七八点钟，马路上就挤满了等公交车的人群，大家要在这儿坐公交到附近的地铁站，再顺着地铁去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开始一天的工作。
跨过这条马路，就来到了蒲公英中学。
...一进去我就被这个校园惊到了，蒲公英中学以前是老三余村的村办工厂，教学楼是由老厂房改造成的，学校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在墙上画了各种各样的壁画。
尤其是进到跨院里时，迎面的墙上画着一幅巨大的蒲公英，特别生动，特别生机勃勃。
...生机勃勃，正是蒲公英中学带给我的第一印象。
去学校之前，我的一个师兄向我介绍了蒲公英中学的合唱团。他告诉我，这个合唱团很不容易，几乎所有孩子在小学时都没有上过音乐课，甚至连音乐老师是谁都不知道。但是经过初中一两年的训练，他们可以和专业的合唱团同台竞技，甚至拿过全国合唱比赛的亚军。
蒲公英合唱团的领队是袁小燕老师，她已经在这所学校里教了十多年音乐。
...这个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的小男孩就是权煜飞，是最早跃入我们镜头的拍摄对象。他的学习成绩非常好，跟着老师去做家访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家里满满一面墙上都贴着他的奖状。他也有些调皮捣蛋，在合唱团里总被袁老师点名。
...正是从他的身上，我们开始慢慢感受到，虽然都在同一座城市生活，但是每个人对于北京这座城市有着自己的理解。
这些孩子大多出生在北京，有的是出生后不久就被父母带来了北京，他们在这座城市里长大，但他们对于这座城市的感受和我们又不太一样。
跟着孩子们坐大巴车去参加演出的时候，他们经常四处张望，谈论车窗外路过的城市景观。有一次经过西二环，一个男孩突然认出来这是他父亲之前做工的地方，他特别高兴地告诉所有的同伴。
还有一次孩子们坐车经过东四环，他们看着远处的高楼，车里只有权煜飞很快地认出这是CBD，其他的孩子大多没来过。一个小女孩很惊讶地说，为什么在这样的高楼大厦附近，还会有破破烂烂的平房？
...张展豪特别懂事，他很心疼自己的父母，也知道父母的艰辛和为自己的付出。
拍摄中有一个段落特别令人动容，那天张展豪的父亲接他放学回家，父子俩在一个路边摊吃晚饭，张展豪拿起一张豆皮，卷了一筷子的京酱肉丝递给父亲。
...他心里一直很清楚，如果未来想上个好高中，考个好大学，就必须尽早回到他的生源地，去适应那里的学习节奏。
在我们拍摄的第一年结束之后，张展豪转学回到了河北县城的一所中学去读初三，成为这部纪录片里第一个离开合唱团的同学。
...到了初一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她其实唱得很好。
有一次排练，袁老师只给她弹了几个和弦，她就把整首歌曲都唱了下来。袁老师鼓励她说，你其实所有的音都是对的，但你声音太小了，要放开一点，我还指望着你在第二声部给我撑起一片天呢。
...王路遥是一个成长型的人物，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我们看到了她非常大的变化。
冯小云是这四个孩子里最小的，在我们拍摄第二年才入学初一。但是她一进来就展现出了极强的音乐的天分。
...简短的告别之后，其他的男生都走了，只有权煜飞还想留下来。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星期里，他一直在合唱团里待着，跟着女孩们一起参加排练。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虽然很慢，但权煜飞逐渐对合唱团有了感情，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发现这一点。
在那个学期初，合唱团开始排练《北京欢迎你》，要在中网比赛开幕式上表演。这是权煜飞最投入的时候，他特别想加入这次演出，排练时努力地表现自己。他还仔细琢磨谱子，甚至发现了袁老师发的曲谱中有一处错误，袁老师也立即肯定了他的发现。
...有时他默默地支着自己的下巴，听女孩们歌唱，有时他会故意扒拉窗户，弄出一些动静来。我想，他可能是希望老师注意到他吧。
...拍这段的时候我很心疼，这个十二三岁的男孩，他其实很想和老师争取，很想说出自己心里的期望，但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两三周之后，权煜飞不再来了。他彻底离开了合唱团。
...冯小云面试时惊艳全场，路遥明显有些不甘心，面试结束后她特地留下来问袁老师，是我们这一届唱得好，还是新一届唱得好？
...当上团长后，她会主动在袁老师有事时带着大家温习谱子。
我们发现，在初二的上半学期，合唱团构成了路遥个人价值中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年秋天，合唱团得到机会在一场慈善晚宴上演出，表演的时候，孩子们发现底下坐着黄晓明。唱完之后，路遥就立刻冲了出去，直接跨过了黄晓明的经纪人，拉住黄晓明的手问：“你愿不愿意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合张影？”黄晓明高兴地同意了孩子们的请求。
...但就是这样一个对合唱团很有价值感、很投入的孩子，也不得不在初二上学期结束的时候面临离开。
路遥的父亲计划让她初三转学回老家，希望她把更多时间用在学业上，全心全意地把学习成绩提上去。
路遥有一个哥哥在其他城市上大学，她的妈妈经常工作到很晚才回家，平常路遥的生活都是她的父亲在照料。每周五下午，她的父亲会开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接她回家，给她做饭，看着她写功课。
有一次放学路上，王路遥试探着问爸爸，自己以后如果专门学音乐怎么样？他爸爸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
他说：“我们就是普通人家，不认识谁，我怕你走这条路以后吃亏。我们不希望你考一个多好的学校，但能上一所普通的大学，毕业之后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是最重要的。”
后来排练的时候，路遥和袁老师哭了一次，她告诉袁老师，自己一定不会离开的，她想继续唱歌。她还承诺袁老师会把自己的成绩提上去，让爸爸安心。
...相比之下，冯小云是一个不太一样的故事。
我们第一次见小云父亲是陪着袁老师去做家访，大多数时间她的父亲都板着脸，看上去很不好打交道的样子。
但当袁老师最后问他，对学校还有什么建议的时候，他的父亲突然露出了笑容。他说，我觉得你们让孩子们去唱歌特别好。他还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袁老师，自己印象中就只有那英、刘欢那些老一代的歌手了。
...初一那年冬天，小云前去一所专业的音乐学校参加考试。小云的爸爸开车全程陪着她，给她鼓励，帮她宽心，在小云紧张的时候主动伸出手来和她击掌。
如果小云通过了考试，接下来的两年中，她会一边在蒲公英中学学习文化课，一边在这所音乐学校里系统地学习音乐专业。
但最终，小云没有通过考试。
不是因为她成绩不好，也不是因为她专业不行，而是因为她在一项与专业无关的得分上得了很低的评价。具体的原因大家可以去片子中看，它其实和一项社会性的规则有关，而当时的小云作为一个天真的孩子，并没有习得这样的社会规则。
每个人对这种社会规则和社会筛选都有自己的态度，但我觉得在一个孩子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经历这样残酷的过程，经历一场巨大的失望，是非常让人心酸的。
小云从老师的短信中得知了落选的消息。当时她正和爸爸妈妈吃饭，特别努力地控制情绪，只用了三个字告诉自己的父母：落选了。
但几分钟后小云还是忍不住对着镜头抱怨，说自己完全没心情吃饭。
...她看见了镜头和镜头后的我们，露出了笑容。看到她的笑容，看到她仍然留在合唱团里，我心里有种莫名的欣慰。她遇到的那个打击，看上去已经过去了。
四年后，片子完成了，我们邀请几位主要的拍摄对象来确认最后一稿剪辑。没想到冯小云看完影片之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很理解王路遥的爸爸。”
因为路遥爸爸所担心的事，就恰恰发生在小云的身上。
我有时会想，当年的挫折对小云来讲，究竟有没有过去？这很难判断。对于生命中很多不那么美好的体验，我们常常需要用很长的时间不断去思考它、品味它、理解它。
可能随着小云的成长，她也在不断地重新理解当年的经历，重新理解自己的痛苦。
逆袭❌ 成长✅
2019年拍摄完成之后，我们获得了800多个小时的素材。该如何去剪辑这些素材？这是接下来四年里困扰我们的事情。
最初开始拍摄的时候，我们设想的是跟随袁老师、跟随这个合唱团里面最出色的几位同学，去拍摄他们为比赛做的准备，记录他们在舞台上的优秀表现，最终展现音乐给他们带来的自信与成长。
但后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拍摄。首先当然没有什么逆袭的故事，而且我们也很难找到以往纪录片里所谓的“主线人物”。每当我们开始熟悉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转学了，从镜头前离开了。
我记得第一个转学的拍摄对象叫史甜雨。刚开始拍摄的时候，她是蒲公英合唱团的团长，唱得特别好，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是个很可爱的女孩。
...其实在拍摄过程中，我们认识了很多孩子的父母。他们大多在90年代末、00年代初来到这座城市，那时候正逢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整个城市都在飞速建设、飞速发展中。
这些孩子的爸爸妈妈是特别值得尊重的一代人。他们没有受过特别好的教育，但是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辛劳，在这座城市扎根下来，生养了他们的子女，并努力为子女提供更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蒲公英的绝大多数孩子都出生在北京，在他们初二、初三转学之前，很少在老家生活过。他们是社会学定义中的“流动儿童”，这是一个常见的标签，也是很多人关怀的社会议题。
但是随着我们的拍摄，我们觉得在标签之下，是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世界，是他们生动鲜活的青春，他们的少年时代。
我们也会发现，孩子们关心的事情和我们关心的事情好像不太一样。我们所感受到的一些意义、一些问题，好像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并不是如此。
记得在拍摄的第一次演出之前，袁老师不断提醒孩子们“饱吹饿唱”，一定不要吃太多。结果孩子们虽然没吃多，但喝了不少碳酸饮料，一个个肚子胀胀的，唱歌的时候也荒腔走板，演出不太成功。
......而老校区已经成为历史。2018年年底学校搬到新校区之后，老校区的房子就开始拆除，对面的老三余村也完成了搬迁。以前数万个租住在那里的人们，也不知道他们会在怎样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后来当我们站在新校区的楼顶，看向老校区的方位时，那儿已经是一片空空荡荡的城市绿地。
...策划丨斯文、阳子
剪辑丨大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