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思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指出20世纪上半叶技术对家庭体系的瓦解：“一个人如果不是从家庭与个体自我之间的种种纽带的根源出发把这些纽带发展成一个总体，而是抛弃了这些纽带，那么,他就只能生活在群众之现成的而又总是飘忽不定的精神之中...因此，普遍的生活秩序的界限是由个人的自由所设定的，个人必须(如果人仍然要成其为人的话)从他自己的自我中唤起任何他人都无法从他那里唤起的东西。”
技术使得家庭变成睡觉的地方，而传统的感情纽带在逐渐消失。在雅思贝尔斯的时代精神危机横扫了欧陆，所以个体必须在家庭中以抵御这种危机。但尽管家庭和社会为个体提供了秩序和支持，真正的精神和存在意义却是由个人的自由设定的。家庭和社会并不能完全决定个人的价值和生活方向。个体的自由性意味着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能力和责任去决定自己的生活秩序，超越外部的制度和约束。因此，社会的生活秩序（包括家庭在内）有其界限，而这个界限是由每个人的自由意志所设定的。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意味着能够从自身内在唤起那些他人无法替代的精神力量。只有通过自我探寻和自我实现，个体才能真正成其为“人”，才能在家庭和社会的框架内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存在方式。
比之彼时的欧洲，中国封建制下的家庭却并非是对抗精神危机的手段，而是一方面为等级制度打下最牢固的思想烙印，成为统治的思想基础之一，另一方面，是原始社会化的保证合力生存的组织形式。关于后者，原始社会遗留下的分工传统使得女性在维系家庭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男主外，女主内），然而随着科技带来的生存资料的解放，女性却未能一同从家庭责任中脱离出来。这种分工在封建社会中被固化为一种道德规范，女性的家庭角色逐渐被制度化和道德化，成为儒家伦理中的核心一环。家庭的这种功能不仅是为了生存，而且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的机制。女性在这种家庭结构中被赋予了生育、教育后代、维持家庭内部和谐的角色，男性则承担外部的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
雅斯贝尔斯认为欧洲的家庭能够在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浪潮中，作为个体精神的庇护所，为抵抗社会带来的疏离感提供支持。而在中国，封建家庭结构恰恰是精神压迫的源头之一，它通过维系等级秩序和性别分工，固化了个体尤其是女性的角色，从而成为精神困境的助推器而非解药。
我认为家庭在如今的情况下不应代表某种特定的责任，而应该作为雅思贝尔斯所论述的解药—家庭的存在是为了以情感为纽带，帮助个体更好地追求自由—情感这一纽带同样不该固化为一种枷锁。
回到电影本身，姜武的角色其实相当的脸谱化，这也是电影最应该改进的地方。真正的精神枷锁会通过家庭加到每个人的头上—包括姜武和张本煜的角色，而后者其实才是权力带来的枷锁的精妙和根深蒂固之处—一种“平庸之恶”，甚至于我本人也无时不刻处于这种状态中。电影结尾展示的现实故事既温暖又胆颤。因为苏敏这样的幸运儿是第一个，而且很可能只有几个，而现代的经济压力使人根本喘不过气，所以只能“在泥坑里翻滚，在末日前蹦迪。”—《极乐迪斯科》
所以我应该反思，但是这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