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开头的“分赃”会上，几位学校骨干热热闹闹地打着口水仗，却没有出现孙佳的身影，说明她没有直接卷入吃空饷的计划，这就奠定了孙佳这位花季少女正直形象的基调。作为孙校长的女儿，孙佳加入学校人马中是很自然的设定。同时她并不是老师，因而又与学校的内部运作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一距离让她的良善有了较为充分的保障，也是这一分距离使孙佳这一角色成为了引入外部冲突的窗口。
“分赃”会也是一块描绘人物性格形象的画布，各种鲜明颜色都映入观众的眼中。热忱又变通的孙校长，率性不羁的张一曼，精明自私的裴危山，以及冲动鲁莽的周铁男，这些角色代表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都能够遇到的普通人，普通的知识分子。他们投身边远地区的教育事业让我们感到尊敬，他们在工作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让我们感到共鸣，因而即使他们有一些常见的人性弱点，也不失我们的同情。这样一种情节刻画积极地接连了观众的情感：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群贪婪吃空饷的无耻之徒，而是一群为了善的目的不得已耍了一个小手段的普通人。所以，并没有所谓的“分赃”，只是大家在艰难地应付现实罢了。这导致影片的主题有了一个二分，最初似乎讲的是作恶被发现，但同时也是关于做好事不容易。就整体的故事而言，本片显然是要让观众对后者感受更强烈，因为造成后面巨大悲剧的显然不应该只是贪了一点钱这样的小事。
“分赃”会的最后，四人发现驴棚冒烟着火了，这暗示着危机的到来：几个人同命运、共遮雨的破茅棚也要坍塌了。他们手忙脚乱，最终没能阻止火势蔓延，只能旁观着驴棚化为灰烬。这时孙佳驾着载着水的驴车而来。拉车的驴叫“得水”，既为学校运水，也以“吕得水”老师的名义帮几个人冒领一份空饷，好比久旱中的一掬甘泉。但孙佳这个角色一上场却“火”气十足，她疯了一般要用好不容易打来的水去救不可能扑灭的驴棚大火，众人拦都拦不住。由于孙佳的性格在之前并没有铺垫过，这种突然出现的冲突场面甚至让人感到有些突兀。孙佳把一头驴的幸福看得比众人的利益都更重要，让人不可理解，甚至有些生气，因为在这个时候更应该同情的是人，而不是驴。但显然孙佳突然爆发的痛心、恼怒甚至绝望有着深层的原因：她对父亲带领大家吃空饷已经不满很久了，这使得她对父亲的农村教育事业失去了认同，进而把自己很大一部分情感寄托在朝夕相处的驴身上。驴棚着火是她的愤懑爆发的一个契机，她喊出了憋了很久的心声：她要告发众人贪污腐败吃空饷的行为。但是她最终还是被父亲喝止了，因为她无法直面自己心爱的父亲所犯的错，否则她也不会一直把痛苦憋在心里。救火者孙佳无能为力，她既救不了驴棚之火，也无法将众人从灾祸中解救出来。
孙佳为什么不认同自己父亲苦心经营的农村教育事业？我们在另一个细节上也可以看出端倪。影片不仅说明来学校上学的孩子很少，甚至全片根本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学生的身影。学生在一个关于学校的故事中缺席，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既说明这群知识传播者的苦涩，也证明了他们的工作不切实际。这群人本身就是社会的放逐者，他们来到这边远的山区教书，与其说是教育山区农村的孩子，不如说也是为自己找一个立足喘息的避难所。孙校长因长子投共而被贬，张一曼因操行不端被非议，周铁男因斗殴被处理，至于裴危山，如果不是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也不会甘居于此，同时他也一直在为自己另谋出路。助人者常常自己也是被救赎者，众人的灰色背景为故事平添了一份灰暗色彩。由于学校的境况没有起色，孙校长就想出用奖学金吸引学生的法子。用金钱引诱学生来接受自己的教育，这使他们的工作从不成功滑落到了甚至很可悲的地步。
孙佳的工作属于“外勤”：既负责驾驴车接水，也负责收发信件电报。这也是她“边缘性”地位的一个表现。边缘性绝不是不重要，而是作为一根与外部连接的天线，有时甚至要作为一根针从外面刺破学校这个空心皮球。特派员要来考察的噩耗就是由孙佳“带”来的。耐人寻味的是，等到她交给另外四人时，电报已经晚了整整一个月，并且第二天特派员就要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孙佳把电报放到桌子上的时候，信封是开着的。难道孙佳在接到电报时或者在路上就不可以看一看吗？为什么她没有急于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大家？为什么孙佳在最后一刻又决定把电报拿出来？
孙佳在救火时烧坏了头发，张一曼为她理了一个漂亮的短发，她的情郎周铁男也带来了一个新奇的红色弹球哄她，这时孙佳才第一次露出了笑容。然后她起身离开，然后又显得不经意地折返回来，说：“对了，有一封给学校的电报。”当我们聊天要用“对了”引出另一件事的时候，往往是不太对的时候。如果真正等到第二天特派员不期而至，事情必然无可挽回地败露，孙佳的不满也就可以最终得到解决。她不是本来就要告发吗？但是，当她露出笑容的那一刻，当她面对身边这群做着令她厌恶的事但又为她所深爱的人时，她内心的同情和不舍又再一次被引发出来。在矛盾纠结中，她决定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任他们做最后一次挣扎。同时我们为什么不能猜测，其实从一个月前孙佳接到电报时，这些矛盾与冲突就已经在她内心酝酿铺展开了呢？可以说，孙佳才是整个故事中冲突矛盾最集中的角色，但她又一直把矛盾隐忍在心中，于是她就成了一颗不定时的炸点，不时就会炸开一段新的紧张情节。所以孙佳不仅是救火者，也是火花的制造者。
孙佳并不太相信父亲他们真地能够瞒天过海。结果校长一伙人让铜匠扮老师装聋作哑，眼看就要撑过特派员的盘问。孙佳此刻又不甘心了，她摆出为得水这头驴极度操心的姿态，为“不能说话”的驴忙上忙下，在问到了治人的“响声散”这一药方给驴“服”用之后，大喊一声“得水又能说话了”，使校长一伙人之前的努力泡了汤。可是凭借张一曼的机智应对和“睡服”，第一轮危机还是顺利度过，学校甚至拿到了一笔更大的资金。四人尤其是校长的错误（恶）又升级了。
《驴得水》一片其实是由两个不同的故事组成，以特派员第一次视察结束到第二次到访之间为节点，前半部分是一部带有荒诞性的喜剧或者说闹剧，后半部分则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悲剧——关于强权压迫和扭曲人性的悲剧。这一转折实在太大，需要的解释和铺垫太多，以至于影片没能给出足够平顺的逻辑过渡。一个教育部的特派员，后面却成了一个专横的武夫独裁者，这是疑点之一。但真正造成后半部悲剧爆发的，是铜匠。
铜匠是由孙佳“带”入的，并且是两次带入。前半部分铜匠是一个被动的角色，由校长一伙摆布。但是第二部分的悲剧却是由铜匠的主动性所引发的：他主动捍卫张一曼却招致侮辱，然后主动扮演吕得水进行报复。这样的形象转换实际上是一种角色的重新设置，过于戏剧性，无法自圆其说。但是电影给出了一个解释，说假期里铜匠一直在跟孙佳学习。跟铜匠睡觉调情的是张一曼，为什么在假期里孙佳会跟铜匠有密切的来往？一个假期就足以让一个乡下人产生心智和人格的突变？一个衣衫褴褛的乡下人怎么突然就能衣冠革履像模像样地说话？在这里，人物自身的性格生成已经被强制的戏剧设置所替代，孙佳和铜匠这两个角色变成了一种讲故事的工具——把外在冲突带入故事的工具——而孙佳的火花也被传递到了铜匠上。这种形象重置使得孙佳和铜匠两个角色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带有了魔术般的色彩。孙佳到底教给了铜匠什么？铜匠和他老婆是怎么回事？是孙佳帮铜匠梳洗打扮的吗？针对这些不合理之处，我们还可以有很多提问。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则是充满明确的戏剧寓意：一个目不识丁的铜匠穿上代表金钱利欲的貂皮大衣，戴上象征知识的眼镜，然后上演了一出人性恶之花绽开的活剧。孙佳则再次突然闯入入，以驴的名义戳穿了铜匠的谎言，同时自责自己教育不当。这些都变成了象征性的情节，涉及知识、权力和人性的关系，但却缺少了情节的合理性。不过，当我们跳出剧情来看，孙佳依然是一个输入冲突的点火者。
孙佳一直没有参与另外四个人的谎言，但也没有直接戳穿，这是她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使然。这种矛盾在孙佳与周铁男（已经被权力压迫而变异）最后的争吵中爆发，这表明孙佳要与学校一刀两断了。孙佳是最后一个失守而说谎的人，但她的说谎是在被父亲突然下跪哀求所紧逼时收回自己的真话而已，这说明她所象征的正直力量的源泉并没有变异。
使故事主题最后上升到思想批判层面的也是孙佳最后念出的话：“如果过去的都这么过去了，以后只会越来越糟。”这说明这部话剧电影的创作者想表达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电影的故事发生在民国，最后以孙佳投奔延安告终。但民国的知识分子并不知道什么叫做发动式的批斗，也无法想象一种系统地针对知识分子肉体和尊严的摧残。张一曼的受难是悲剧的高潮，剪头发的一幕让我想起了《西西里美丽传说》中的场景，而批斗中女性的受难在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中也有过相似的刻画。所以，投奔延安的结局是以一种新的幻想开启新的悲剧之门，也暗示了历史与现实的互换：这出民国的悲剧并不是发生在民国，往延安寻求的解脱可能也并不是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