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着代价。”看完《本命年》之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郑均的《私奔》，不仅是因为李慧泉的人格、命运与这首歌互相应和，更是因为李慧泉与《私奔》共同流露出八十年代末到两千年初中国城市青年独有的蛮荒、迷惘、脆弱但又充满生气的种种特质。那一代年轻人是迟到的“垮掉的一代”，那一代年轻人做的事是迟到的“嬉皮士运动”。而《本命年》讲的，正是李慧泉（那一代年轻人）开放而又枯萎的故事。
说实话，我很喜欢这一部电影。
“本命年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在我国民间，本命年绝不是吉利的一年，正相反，你必须要“系上红腰带”才能在这一年中少吃点亏。
那么显然，李慧泉在1988年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对“封建迷信”的破除大可不必如此彻底。
在我看来，李慧泉在《本命年》中，毁灭了三次，又重新诞生了三次。这三次毁灭与重生既可以看作是李慧泉的，亦可以看作是那一代城市，乃至全体年轻人的。
第一次毁灭是在李慧泉三年前因斗殴入狱。即使李慧泉着实是一条汉子，三年的牢狱生活也打碎了他的筋骨，乃至对他的精神也是一次新的锻塑。再次之前，李慧泉的人格是荒蛮的、原始的，像是一块顽石，或是说，像是刚刚破石而出的孙猴子。这一阶段的李慧泉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和所有年代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横冲直撞，野蛮生长。这在如今的文明社会，自然是行不通的，于是社会、制度将他教化、塑造，使其“初具人形”。
李慧泉的出狱同时也标志着他的第一次重生，或是走出铁门后遇见的第一缕阳光，或是大街小巷上熙熙攘攘的人流，或是邻居大妈的叮咛，或是家中母亲的遗像……但最大的可能是以上种种，包括在监狱中被毁灭的经历共同使他再度重生。重生后的李慧泉以更小心、更聪明的态度去面对这个诺大的世界，即使是显得有些笨拙。
第二次重生（没错，重生不一定必须先毁灭）是李慧泉遇到赵雅秋。在听过她的歌，送过她回家之后，与其说李慧泉成为了赵雅秋的护花使者，不如说是成为了她的信徒更为合适。李慧泉守护她、思念她、把她的相片挂在床头——“在欲望的城市你就是我最后的信仰，洁白如一道喜乐的光芒将我心照亮。”李慧泉守护着赵雅秋的肉体，赵雅秋守护着李慧泉的灵魂。
《本命年》中的人物都是带有符号色彩的，李慧泉不必多说，赵雅秋在我看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她不只是代表着众多文学影视作品中如牧羊女、酒馆女招待那样穷小子心中的白月光，更重要的是赵雅秋象征着那一代年轻人的理想，象征着他们心中永远的一块处女地。这些年轻人的理想不一定崇高，但一定天真无邪。一定要找一个具体形象的话，《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黛西或许与赵雅秋有一定的共同之处。
第二次毁灭同样与赵雅秋脱不了干系。第二次毁灭不像之前那样事急促的，它没有发生在李慧泉得知赵雅秋要与他人共赴广州，也没有发生在赵雅秋拒绝他的礼物，这次毁灭是渐进的，它发生在赵雅秋的歌声渐渐不复清澈，而是一点点沾上越来越重的脂粉气，发生在赵雅秋的头发、衣着和那一抹石榴色的腮红。这次毁灭虽不急促，但力度空前强大。李慧泉在第一次毁灭中认识到了社会法则，那是制度上的；这次毁灭让他认识到的同样是社会法则，但这次是人情上的。
无法去说是谁放弃了谁，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未曾在一起，最后的结果，也只是二人先后看清认清了生活。和大多理想之于大多年轻人一样，李慧泉与赵雅秋渐行渐远。
第三次毁灭与第三次重生是同时发生的——李慧泉的肉体被摧毁，但人格却得到升华。有人可能认为李慧泉的死亡太过仓促，太过戏剧化，但我认为这次与三年前遥相呼应的斗殴在荒诞的同时透露出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人生本就是如此无常。李慧泉的肉体毁灭了，但千千万万个李慧泉依旧存在，甚至谁又知道，捅死李慧泉的劫匪的命运是否会和李慧泉一样——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年轻。李慧泉的人格再次获得重生，在那一刻，他变成一阵风，轻轻诉说着那一代人的欢喜与愤怒。
画面逐渐模糊，李慧泉的血萦绕成一条殷红的腰带，不知这是否能够稍稍弥补他在本命年的些许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