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很长的影片。
作为一个电影爱好者，我第一次观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在2023年的第一天。那时我刚刚转阳，被爸妈关在主卧里无所事事。于是翻出了电脑里这部一直望而却步的，静置已久的四小时长片。布洛芬、空调房和杨德昌的镜头一起陪伴我扛过了病毒的侵袭，这部电影也因此于我有了重要的意义。然而，过长的片长、别扭的台湾腔以及模糊的主题，导致我首次的观影体验是很差的。直到在台湾文学的课堂上重温这部作品，我才真正感受到了它带给所有年轻人的这种冷峻的力量。
欣赏电影的第一步是认识导演。《牯岭街》的导演杨德昌（Edward Yang），被称作“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台湾大师之一”、“台湾社会的手术灯”，在世界影坛享有盛誉。其电影作品深刻、理性，有强烈的社会意识。他擅长将西方电影理论与中国传统电影美学相结合，题材偏重于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家庭生活的描述，注重人性层面的理性剖析，富有思辨色彩又不失哲理的锋芒。这部电影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许多人心目中最好的杨德昌电影，自然将上述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
电影开头用黑底白字交代了1949年随国民党迁居台湾的国人的生存状况，他们许多人的初衷是给下一代一个安定的成长环境，但他们作为父母，其实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于是他们的子女往往拉帮结派，来壮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十年过去，他们的下一代逐渐出生、成长，反攻大陆的希望渐成泡影；物质的匮乏，长期的战乱流离后第一次的苟安；恐共心理尚未退潮的歇斯底里情绪导致的政治高压；省籍的歧见，日本文化影响的消退，美国文化影响的增强，这一切都使60年代的台湾成为弥漫着晦暗绝望的奇异时空。在这动荡的政治局势下，父母不仅要为了生计奔波，还要操心孩子的上学工作问题，实在是举步维艰。父亲为了小四转日间部，在汪狗面前低头求助的镜头看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教育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资源，可在那个年代，并无什么公平可言。解决了学校的问题，转过头面对的却是妻子没有得到专任聘书的埋怨。作为一个男人，如此处境简直卑微到了极点。或许这也是父亲在自己因为政治问题被隔离审查，小四被学校老师挑刺记过时，不再一味忍让退避，大骂教导主任扭头离去的原因。“如果一个人还为他没有犯过的错误去道歉、去讨好的话，那这种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可是，我好像觉得，这世界上这种事情太多了。”父子俩推着自行车的对话引人深思。至此，父亲这个人物作为上一代的缩影也变得生动而立体。
台湾的上一代活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而他们的下一代却活在对自我价值认识的迷茫之中。小四在其中尤为明显，在朋友交往中，他不清楚自己属于哪一帮派，只是随波逐流；在爱情中，他只是知道自己喜欢小明，却不懂得女生的心思，也不知道自己相比情敌哈尼、滑头、小医生、小马的优势是什么，只是一厢情愿地追求。最后他迟迟得不到回应的爱情，便化作了那把刺入小明小腹的日本短刀。懵懂心头隐藏着的压抑，随着喷涌而出的鲜血找到了出口，也走到了尽头。小猫王把自己的价值寄托于唱歌，可事实则是他从头至尾只是小四的小跟班。影片中所谓帮派的斗争，也是哈尼与山东关于价值的斗争。哈尼无疑是更为理想化的那一个，强大的精神内核赋予了他独自一人挑战山东的勇气，可却没有给予他对付小人的提防之心。哈尼死在了铁轨上，山东死在了自己家里，意味着这群少年所谓帮派、所谓价值的幻灭。
除了人物和剧情，电影的镜头也值得一提。整部影片的滤镜是冷峻的，给人一种真实感，同时也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的时代气质相符。摄影师始终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冷静地审视着这个时代，观察着每一个角色。影片并没有什么巧妙的构图与设计，这与杨德昌的另一部影片《一一》截然不同。可正是这种顺其自然的拍摄方法，让我们能更加清晰明了地看到每一个人在影片中的变化。众多长镜头的运用，让人代入到小四、小明的生活之中，试图去让观众理解最后的那一刀。
“男孩捅向女孩的一刀，是弱者送给更弱者的一刀”，也许我们改变不了这个冷峻的世界，我们是像大部分人那样选择接受呢，还是捅这个世界一刀，再接受拔刀的后果？这是影片向我们抛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