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中国有多少留守儿童吗?

答案是6102.55万,占全国儿童的百分之21.8。

2009年,“网盘导演”蒋能杰走进农村小学,对留守儿童进行了长达6年的跟拍。这部电影就是《村小的孩子》,在电影网站里搜索这部影片,你可以看到简介处导演留下的联系方式。他用这种最原始简单的方式免费传播自己的电影,只为让更多人看到影片中所反映的留守儿童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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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这部电影。


当一个个四五岁的孩子被问到“长大的梦想是什么”,你猜他们怎么回答?

答案不是科学家或宇航员,而是不约而同的“想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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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孩子,是我们常说的“留守儿童”。

在城市打工的父母会给他们寄钱,在他们眼里,打工=赚钱,有钱可以买零食和玩具,还可以给爷爷奶奶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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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将要从事和父母一直在从事的,大概是一份怎么样的工作:

在流水线上每天工作12小时,经常加班到12点,第二天6、7点上班,每月工资一两千元(2010年左右)。

在一年甚至几年一度的短暂团聚里,父母责怪小孩不好好读书,不懂打工的艰辛。孩子埋怨父母的缺席,除了批评没别的话——纪录片《村小的孩子》,让我第一次对“留守儿童”的痛处有了直观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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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从何而来?

儿童之所以留守,因为在他们的父母看来,种田没有出路,整天起早贪黑地劳作都不一定能糊口。

在城市的工作谈不上多好,但每月哪怕有800块工资,都比种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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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城市生活成本高,孩子被留给爷爷奶奶照顾。

他们每天除了要帮忙家务和农活,4年级后,还要步行10公里去镇上的小学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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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雪天上学的孩子们

很多孩子因为缺少关心而叛逆,对父母只会说“好好学习”而感到厌烦。

有些老人尚且会督促孙子孙女学习,有的则认为既然迟早要打工,学了也没多大用。于是,“学习”在一些孩子眼里变成了一件令人困惑、用途可疑的事。

而村镇小学的老师,大多工资微薄且没有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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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出于对教育的热爱,当了十几年甚至三十年的代课老师,但由于对生计的担忧、各方面条件有限,他们即使想启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他们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往往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很多孩子在上完小学或初中后,就会跟父母一样去外地打工。

进厂后的遭遇不是本片的重点,但能在去年的热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中窥见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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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地为什么养不活人?

如果都去打工,那么谁来种地?

乡村教师的待遇为什么差?

这些孩子会不会有后代,后代会不会成为下一代“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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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村小的孩子》带给我们的问题。

现实如此,我们能做什么?

上面这些问题,也许很难给出答案。

但《村小的孩子》除了提出问题,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孩子,以及一些有意义的行动。

电影讲到了一位名叫范魏媛的女孩。

妈妈在生弟弟范魏煜时去世,父亲因为想不劳而获,在2004和2010年两度因抢劫入狱。

2009年时她上初三,弟弟7岁,两人此前一直和奶奶生活,奶奶09年患癌去世后,又跟随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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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魏媛一方面痛恨父亲的行径,有时又会因为思念父亲而流泪。但她和弟弟没有沉沦,反而越发早熟,发奋学习和为家庭着想。

初二暑假,她曾经为了赚生活费每天打十四个小时工。而弟弟每天5点半去镇上的学校上学,从无怨言。姐妹俩是村里读书最认真、成绩最好的孩子。

姐姐在纪录片中说到,现在的情况他和弟弟都已经接受了,不会再去怨天尤人,读了12年书,不考个大学不甘心。

这番话让人觉得教育对她已经有了作用,不管结果怎样,她已经了解了自己的潜力,有了与生活抗争的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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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续报道,范魏媛在爱心人士和亲友的资助下完成了大学学业,毕业后在城市安了家,弟弟也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

并不是说“逃离”贫瘠的家乡就是唯一的成功,但姐弟俩的经历至少证明,人可以努力做到想做的事,而我们也应该帮助那些有想法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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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结尾,2013年,几位大学生志愿者还做了一件很有创意和人情味的事:在那个4G还没普及的年代,想办法让一对兄弟和他们在外打工的父母视频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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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蒋恒本来相当调皮、不爱学习,然而当他看到视频对面的母亲,一边自责无法创造更好的条件,一边叮嘱他好好读书、将来不要像自己一样打工时,他哭着对母亲说他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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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一段视频对话,比写信和打电话要有感染力得多。

看到这里,我们就能理解留守儿童最缺的其实是父母的关爱和陪伴。

就能理解特蕾莎修女说的:最大的贫穷不是饥饿、衣不蔽体、没有房屋,而是不被需要、没有爱和不被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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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我们也理解了亲身参与公益的可贵。捐款也很好,但最难得的,是愿意把时间精力花在孩子身上的人。

大问题无法一蹴而就,但我们仍能帮助像范魏媛姐弟这样的孩子,想出像视频通话这种能提升孩子幸福感的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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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盘导演”的乡土情结

《村小的孩子》是独立纪录片导演蒋能杰留守儿童三部曲的第二部,从2009年至今,蒋能杰关注留守儿童已经有十几年了,作品也大多与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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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能杰导演在现场


除了因为对纪录片的喜爱,也因他自己就曾是一名“留守儿童”。

他就来自《村小的孩子》里,那个位于“两省三县市”边境的湖南省新宁县一渡水镇光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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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他决心投身纪录片行业的,是当年一个“撤点并校”的政策,也就是把村里的小学撤掉,集中到镇上办学。然而光安村到镇上小学之间有着十多公里山路,上学极不方便。

2004年,自己的小学母校光明小学被撤,村里的学龄儿童面临了上学难的问题,2009年,光明小学老校舍被拆除后重建,村里这才重新有了小学,也就是电影里的“村小”——光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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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想把这些现象记录下来,向上级反映。

而且既然想要拍纪录片,为什么不从拍自己最熟悉、最了解、最有共鸣的这群人开始?

他虽然也是留守儿童,但父母十几岁时才外出打工,他和弟弟拥有幸福的童年,所以当他看到那么多不及他幸运的留守儿童,饱受情和教育的双重缺失时,他会痛心和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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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蒋能杰就一直关注着这片土地和它的人,从留守儿童,村民到农民工,豆瓣7.5、8以上的评分,足以佐证这些作品的成色。

因为题材小众以及其他原因,很多作品无法公映,而导演为了让更多人看到作品,采取了最笨拙、也最不计成本的方法。

他亲自在每部电影的简介上写上:“有意观看者,请联系本人微信XXX”,甚至主动给网友发去电影的网盘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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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能杰导演在片场

2019年,前后拍摄8年的,记录矿民生活状况的《矿民、马夫、尘肺病》 成功出圈,蒋能杰因此成了知名的“网盘导演”,人们对他以往作品的关注也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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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他做这一切,首先是因为喜欢电影,但也是因为一种同理心。他自己童年幸福,受了良好教育,但他不觉得故土上发生的不幸与他无关。

想要扭转这些不幸,需要全社会的努力。而纪录片导演的职责,首先是让人“看见”,让人们知道这片土地上,存在这样一些人和事。而观众在“看见”之后,可以思考要不要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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