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前的碎碎念：
之前我突然意识到， 拉特一家还有本达（他夫人）的背景都有天主教色彩（他们隱喻了战后掌权的老中央党人（基民盟前身）和社民党人），这些”正面角色“似乎是已经被预定了是不会犯错的，不会参加大屠杀的，他们的特质已经被排除出去这些邪恶了，所以他们可以作爲主角。像是格裏安的侄子，还有威塞尔小哥，这种纯洁的人和热心寻求的人反而容易被纳粹卷走，成爲战爭犯。
一：天主教徒在德国政治与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关於天主教徒在反对纳粹上臺、遭受纳粹迫害、战爭期间密谋反对纳粹的歷史研究已经过多。白玫瑰集团（《希望与反抗》）、克莱稍集团、施陶芬贝格与刺杀希特勒、反对运输犹太人与安乐死，庇护受迫害人士（《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背后都有天主教会的参与。当新教徒集体走向投靠纳粹时，天主教会维持了爲数不多的抵抗性，这和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德国是二等公民的地位有关，早在俾斯麦时期，天主教会就被大规模迫害过。
...由於天主教势力的相对清白，并在战爭中扮演了抵抗纳粹的角色，他们在战后也得到了盟军的信任。像阿登纳这一批人就得到了重用。基於天主教社会训导的基督教民主主义，也就成了战后联邦德国作为替代国家社会主义和苏式方案的第三条道路，它也刪除了威玛民主的那些不確定、混乱与中立性的因素，同时否定了君主制的可能，並建立了具有基督教价值观导向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由此可见天主教思想对於当代德国的影响。顺带一提，西德的两大经济重镇：莱茵兰地区和巴伐利亚地区，都是天主教徒的聚居区。
...格裏安一家，来自科隆。科隆在中世纪时就已经是大主教选帝侯的领地，在德国政治中曾扮演重要作用，那裏有著名的科隆大教堂，到现在还是德国的地標之一。宗教改革之后，科隆地区是天主教和新教势力反復爭夺的前綫，最后在三十年战爭后形成的分佈是，现今的北威州还有整个莱普州都成了天主教的阵地。这要归功於耶穌会的传教以及天主教军队的成功抵抗。拿破仑时期，科隆主教领被世俗化，之后交给普鲁士统治。鉴於天主教徒在普鲁士拥有的特殊地位：波兰人和莱茵地区都是天主教爲主，二者的关係变得复杂起来。
...小德意志建立后，俾斯麦將天主教视爲是罗马这一外部势力操纵德国内政的一根刺（结合教宗庇护九世加强教宗权力的歷史），对其百般打压，也包括对南德的天主教巴伐利亚的打压，同时排除天主教奥地利的影响（路德维希二世的歷史可供参考）。同时被打压的还有第二国际与社民党。但却以失败告终。天主教徒组建的中央党和代表工人阶级的社民党得以参加议会，并作爲仅次於新教容克贵族还有汉萨城市商业资本家的政治力量参与德国政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二者带来了翻身的机会，就和犹太人一样，他们希望通过战爭来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而非国家的敌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被这样怀疑）。在剧中，拉特兄弟都参加了战爭，这也是整个故事的背景。
第一季从一开始也提到了拉特家和阿登纳的联係，阿登纳作爲莱茵地区天主教精英，对普鲁士德国又有何態度？俾斯麦针对天主教会的“文化斗爭”给阿登纳对普鲁士国家带来了非常负面的观感，这使得他终身厌恶由普鲁士支配的德国体制，他和自己的乡裏们一样，十分厌恶莱茵兰天主教地区被并入普鲁士（根据1815年维也纳协定）。
在战爭期间，阿登纳担任科隆市长，隨后任帝国议员。他以市民阶级和天主教的伦理整顿了城市的混乱，并与社民党合作，为西綫德军提供了良好的后勤服务，同时也保障了市民的粮食供应，这使得科隆没有像其他城市那样在战爭末期飢寒交迫。
...莱茵兰地区从近代起就受法国影响巨大，法国大革命更是对此影响深远。同属拉丁天主教文化圈的科隆天主教徒在文化心理上更亲近于法国（可以参考的是作爲世俗化犹太人的马克思对於法国甚过对的亲近感）。在战后，阿登纳建议肢解普鲁士，莱茵兰自治，並在莱茵兰和法国建立经贸同盟。他和英法占领军都保持了密切关係，是一个民族主义心理较弱，同时国际化眼光较多的人。这和天主教会的跨国性密不可分。
中央党和社民党的联盟是魏玛时期民主的支柱，二者合作支持民主则议会將確保无悠。合作破裂即意味著民主进入危机，二十年代末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也是整个剧集的大背景——民主秩序的危机与新秩序的重构。
...二：主角格裏安·拉特的天主教色彩
那麽，”科隆天主教徒"这一身份在整个故事中意味了什麽？这些背景因素对我们的主角——格裏安·拉特，有哪些影响呢？须知，儘管本剧对歷史做了非常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处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在纳粹上臺前，德国仍然是一个宗教氛围十分浓鬱的国家，其国民中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属於天主教会或国家新教教会。直到现在，三分之二的德国人仍然有教会归属。这当然是因爲德国首先并未经过彻底的如法国那样的世俗化革命，其次就是工业化也未能改变德国大部分地区是农业地区的现实。再次就是进入工厂的工人往往还保留了其信仰归属。这一局面要到二战后才慢慢被打破。在二战前，一个德国公民的宗教身份，对於他在求职、参军、文化教养背景上都会有著巨大的影响。一个北德路德宗新教徒和一个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徒，在国家政治中受重视的比重绝不会一样。这是因爲，在宗教改革后，新教教会就基本成了德国诸侯操纵的一个部门，丧失了其独立性，並在拿破崙战爭后成爲了君主政权操纵民众精神生活的一个工具，参考马克思、克尔凯郭尔与尼采的宗教批判，可以见得宗教在德语地区所扮演在政治、文化与教育领域所扮演的重大作用。在一战前后的那段时间裏，新教教会流行的自由主义神学，其指向也是用於翼赞现代化与普鲁士德国民族国家。新教神学家往往可以成爲皇帝和柏林大学的座上宾，相比之下，天主教神职人员一直受到排挤与监视（因爲他们和罗马教廷的关係）。
关於格裏安，我们可以分爲几个部分来讲。
首先，格裏安，这一名字来自於罗马帝国时期圣徒"科隆的格裏安"，他是罗马帝国的一名军人，因爲信仰基督而被斩首（对比主人公的命运？），在剧中被提到“像一个中世纪贵族”，言下之意是格里安是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他，来自於科隆天主教地区这一”外省“，与整个”巴比伦柏林“的氛围，显得格外的不相容。不仅仅是由於其文化保守主义的背景根源与狂热放荡混乱的二十年代之间的衝突，当然也还有他与整个普鲁士德国现代国家及其目的（新教蜕化后的民族浪漫主义）之间的衝突。从剧中我们也可以看见，格裏安始终无法接受柏林的很多罪恶: 无底线的色情、暴力、吸毒、秘密政治、通灵仪式，他在无意识中维护的也正是自己从小就耳濡目染的天主教式的、人性的良心律。
...其次，格裏安在剧中最爲旁人詬病的一点就是：对政治不上心。这其实并非德国公务员的普遍特点。须知，普鲁士公务员的伦理仍然是新教工作伦理，其指向也会是爲了国家政权而服务。格裏安甚至不属於这个具有”工作美德“的办公室官僚阶层。他也不是军校训练出来的军官。在普鲁士国家，公务员和军官是具有社会地位的，普通士兵却无。他们在战爭后就被抛弃在了底层。因此，格裏安和那个有著波兰名字的吸毒退伍军人（也有可能是天主教背景）一样，都是接近底层的存在。 上文提到，普鲁士国家的天主教徒，其身份认同一直是被压抑甚至是被镇压的，他们从来就不属於那个可以发號施令、制定意识形態的主流圈子。这也可以解释爲什麽拉特一家对於政治都出奇的冷感。像阿登纳那种冷漠人，到死可能都没有什麽强烈的情感的，就是天主教徒在普鲁士国家的压抑之下训练出来的一种保护术。对於他们来説，张扬个性或者参与政治洪流，往往可能带来灾难。另一方面也是天主教徒一直以神职人员作爲他们的权威，从小不会培养什麽政治参与意识，这一前现代的意识一直保留到二战以后。对於天主教徒来説，他们的政治生活基本就是就是给中央党投票还有参加教会工会和青年组织妇女组织。中央党的政策是由神父与主教们还有一些职业天主教政治家所敲定的，他们算不上像社民党或者纳粹党那样的”群众政党“。在天主教徒那裏，政治参与一直是相对被动的。好好工作被默认是获得主流社会认可的一种方式。
...在剧中的一开始，格里安在教堂祈祷，这已经可以表明作者对於其信徒身份的强调。但经过战爭的摧残与精神疾病之后，他几乎丧失掉了作爲信徒的身份，浑浑噩噩更加成爲了他生命中的主导色彩。顺便提一句，他和嫂子无法结婚也是因爲，对於天主教徒来説，婚姻是圣事，一次终身有效。在丈夫的死未能確认以前，寡妇再婚也是不可能的。我相信这样的情况在一战后德国相当普遍：大量的失踪士兵造成的结果也是大量的未能確认其寡妇身份的妻子，她们也很难再婚，这是作爲一个社会疑难问题被提出的。
...对於天主教徒来説，土地，乡土，家庭，家族，婚姻，教会，上帝，这几种价值远远要高过：工作，国家，社会，民族，像《教父》这样的电影可以给我们最直观的描绘。对於格裏安来説，从科隆这一乡土中抽离出来，来到一个他毫不熟悉的柏林，这一世俗化却又充满了权力意味的大都市，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於许多天主教徒来説，来到一个缺乏家族土壤和教会土壤的异乡是有风险的，这也往往会导致其身份的失落。在当时的柏林，天主教徒就像流亡的白俄一样，是一个亚文化群体。儘管他们已经被允许在这裏居住了有几百年。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帝国和之前的普鲁士国家，新教是国教，新教和皇帝政权的关係紧密，这是由法律所规定的。威玛共和国成立以后，宗教自由，政教分离，原本属於普鲁士新教国家的柏林也开始允许了天主教因素的进入。一九二二年，在原本普鲁士新教国家最高学府的柏林大学获准设立了”天主教世界观“教席，由慕尼黑出生的天主教人本主义神学家罗曼诺·瓜尔蒂尼执掌教鞭。当时年方二十的汉娜·阿伦特在听过他的课程之后，对神学感了兴趣，並在之后的博士论文中以<<奥古斯丁论爱的概念>>作爲题目。爱的共同体一直是阿伦特哲学思想中的一个主题，这也成爲了她用以对抗原子化个人所產生的极权主义的一个思想来源，从中可见，天主教思想如何与二十世纪德国政治相互影响。这是后话。
那麽，对於格裏安来説，哪裏可以找到一点点归属？首先就是柏林的天主教会。在那裏他发现了本达在演奏管风琴，但是本达是犹太人，并非天主教徒，他的妻子是天主教徒，因此他在政治生活的业余时间也会来教堂工作。格裏安和本达，二者象徵了中央党天主教徒和社民党”工人、犹太人“这两大阵营的联盟。这三个群体，其特点都是：国际性和超民族性，这使得他们不爲新教的、民族主义的德国统治阶层所接受。同时，在天主教文化教养裏，”温和“”中庸“”不偏不倚“是一以贯之的，这一点也体现在了格裏安的性格那裏。他从本达一家裏发现的是：对於生活的虔敬、对於国家的忠诚而非狂热、对於不同群体的尊重。这三点构成了二者產生亲和性的基础。
............请注意这一幕，格裏安特地来教堂做懺悔（告解），事由是和嫂子的“婚外情”关係，本来他无意开口，有意离开，神父却告诉他“我的儿子，只有这座屋子（教堂）对你一直敞开（意思是他在其他地方没有倾诉的空间）”。他告明了这件事，並提及阿诺失踪十一年的事。神父告诉他第九诫“不可奸淫”是基督徒伦理生活的核心，这是一个他要背负的十字架，意思是教会仍然不会认可他和黑尔加结婚，在阿诺的死得以確认以前。由於这一桩伦理衝突，格裏安与教会长期疏远，未能在內心接纳教会，也无法从外在获得教会接纳，这使得他转向其他的救赎方式。
三：老拉特与国家天主教主义
话説回来，我们必须提及格裏安的父亲，老拉特。他是科隆警局的领导，也是市长阿登纳的亲密合作者。在他那裏，体现了一种德国天主教徒发展其政治意识之后得出的方案：国家天主教主义，这一思想自从法国大革命被粉碎以后、反动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家德·迈斯特那裏就出现了，并在法国（法兰西行动党），西班牙（卡洛斯派与弗朗哥政权），意大利(拉特兰条约是其结果)，葡萄牙(萨拉查政权)、奥地利与波兰扎根。它们的特点无一例外是: 保留或復辟君主制、维护中世纪以来的社会结构、反对议会民主、平等主义等1789年后才出现的新思潮、维护教会权力。对於拉丁欧洲来説，这一思想显得自然而然，但在德国却从未实现过。在德国，中央党长期属於守势，它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为天主教徒爭取各项权益，也包括教会的权益，它的最大成果是1933年纳粹政府与梵蒂冈签署的<<德梵政教协定>>，从法律纸面上確立了天主教在德国的各种基本权利，纳粹执政期间对它多有破坏，战后的德国政府却继承了这项协定，直到今天。讽刺的是，这一成果正是以解散中央党作为其代价。
......在二十年代，这种思想在卡尔·施密特的著作裏体现得非常全面，并通过之后中央党的政治实践体现了出来。它可以概括爲几个点：国家作爲神圣自然秩序的体现、君权神授改爲囯权神授、这一国家將由等级制组成：贵族，中產，工农，各司其职，各就其位，一种中世纪等级功能分工思想的体现，天主教的权威。这一思想基於对法国大革命之后汎滥的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反思。由於民主和平等思想在欧洲带来的大量的混乱与流血，这在二十年代的德国体现得最爲充分。德国天主教精英们发现了一个旧秩序的突破口：原有的新教普鲁士国家危在旦夕、魏玛民主之不可靠、布尔什维克的外在威胁，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十八世纪的人权原则预设了人人平等和人人享有各种权利，这导致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爭——因爲所有人都要求自己的权利得到实现，阶级斗爭就成了必然。天主教政治思想却基於人的原罪，认爲人应当服从于天主赐下的正当权威，而非爲了一己私利相爭，最终破坏整个国家秩序。这种思想自认胜过普鲁士黑格尔国家主义一筹，因爲后者只看到了现代国家作爲剋服市民社会私已性的一面，也即歷史性的最终环节，却看不到国家权威对於剋服人类原罪所具有的永恆性与必要意义、这一永恆性基於天主创造的自然法，这一观点从中世纪阿奎那政治思想那裏便得以体现。
...回到剧情中来，这一思想的实践体现在中央党和军方的合作上：这是中央党离权力中枢最近的一次。在佈吕寧和巴本、施莱歇尔执政时期，他们的计划便是借由总统的紧急权力解散议会，同时迎囘德皇，实现帝制復辟，但復辟后的政治设计將不再像第二帝国那样，而是借由南欧天主教国家意大利的法西斯制度：君主虚权、总统/总理保留大权、议会对他而不是对民眾负责、强化统合主义与等级制。阶级合作的实践將代替阶级斗爭的实践，他们相信，这一方案可以防止德国不陷入布尔什维克带来的混乱。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一充满精英色彩的理论和纳粹的种族民粹主义具有明显地阶级性上的差別，后者是一种群众运动。这种保守主义思想博得了许多贵族、资本家、容克军官、保皇派等精英的认可。那位在第三季中有意执掌秘密警察部门的刀疤脸，就是意图构建这种新国家体制的实践者，他也只是利用纳粹反对自己的敌人(社民党和史特雷泽曼的人民党的联合政府)，两拨人实际上利益衝突也相当大。
......不过请大家注意，鑑於威玛时期德国思想界高度混乱与复杂，电视剧只是採取了高度浓缩的一种方式，把文化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神秘主义者，还有国家天主教主义者都糅合到了一个阵营里去，实际上他们也是利益各自衝突的。
四：罪与救赎
关於格裏安的父亲著墨不多，不过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背后整个政治运作的风起云涌。回到格裏安来。”巴比伦“这一意象在《圣经》中所具有的意味，不言自明。二十年代的柏林在天主教徒眼裏看来的確就是一座预示著末日即將来临的邪恶之城，充满了淫荡、罪恶与混乱。作爲警察部门的一綫工作者，格裏安自然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他染上了毒癮，深陷精神疾病（PTSD）的困扰，同时与嫂子发生关係，失去人生的方向感，受政治势力支配而不自知，不仅为父亲也爲国家、社会所排挤，身处边缘人群体的他几乎已经成爲了类似骆驼祥子一类的角色，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存在他心裏的内在的善。因爲上述的问题，通通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爲他提供救赎自己和他人的机会。人的罪恶，恰好也可以帮助人通往恩典。格裏安不像其他人那样冷漠，他深知人受战爭后遗症的困扰会有怎样的反应，並帮助那个波兰退伍军人度过难关，他也力求成立一个新的家庭，抚养自己的侄子，同时也在警局认真工作，身处於不同的政治漩涡之间但几乎未在良心和行爲上犯过大罪，因爲恐惧杀死那位亚美尼亚神父算是一个特例：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战爭后遗症是遗留在格裏安灵魂裏最深的创伤，破坏的是他与上帝的联係。”杀死神职人员“这一具有象徵意味的事件標志了他进入到一个有可能犯下任何大罪而不自知的状態：成爲像库尔特那样嗜血却又面不改色的人。这是每一个身处於警局的人都有可能遭受到的诱惑。
在第三季裏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七宗罪》的致敬，《七宗罪》的思想来自於但丁的《神曲》。犯下傲慢和嫉妒之罪的警局鉴定科长利用自己的身份操纵了多起命案，在这个人物上充分体现了偷食禁果后人的悖逆：掌握了技术、自以爲能够操纵生命，但却进入了一个由原罪所缠绕的世界裏不能自拔，最后染上了自恋的表演型人格而走向毁灭。”犯罪“这一题材贯穿全剧始终，不同的人因爲不同的原因、动机而杀人、奴役人、欺诈、掠夺、阴谋，这些情节早已屡见不鲜。出於色欲而拍摄色情片的老拉特，出於政治目的而欺骗女僕炸死本达父女的那个年轻纳粹，同时还有出於愤怒而组织起政变、爲之不择手段的库尔特一伙儿，深陷忧鬱的格裏安，充满了嫉妒心的鉴定科长，虚荣且傲慢的政治家......在这样的一种局面裏，能够保持人的善良，何其困难？不过就算如此，格裏安还是获得了天主的帮助：多次于困局中脱险、解救夏洛特和总理、將刀疤脸踢出秘密警察部门，阻止同事在股市崩盘后上吊，等等，如果没有善良的动机，他做这些事都不可能成功。或者说，倘若他有一丝邪恶，也就会立刻失去神恩的庇护，成爲那些人中的一个。
不过，我们依然发现，格裏安逐渐陷入一个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状態裏。他在政治上的庇护者本达死於非命、嫂子被金融家诱惑离开他、侄子不再参加天主教青年组织、反而在纳粹那裏找到了认同（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二者的不同，前者更强调权威与服从，后者却注重“兄弟之爱”，同爲基督徒的苏菲·邵尔，后来的白玫瑰运动领袖，在战前就是一个积极的社团分子。许多青年在纳粹组织那裏，而非传统的社团，寻找到了自己的归属。这也爲后来德国的战爭能力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基础，远远要胜过一战。），年轻摄影师被库尔特杀害，夏洛特时不时遭遇各种危机，哥哥从事一些神秘行业，也不愿意回家。他在一开始梦想构筑的那个小家庭已经不復存在，从短时间来看他也暂时不可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庇护。警局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地方，首先在第三季结局，那个反对他的刀疤脸被赶走了，“活佛”格纳特又是一个非常讲理的人，同时他还有几个不错的同事，这至少使在工作环境上他不再受到近人的威胁。
...五：一点预测，结语
可是我们也知道，经济危机后的德国处於最爲混乱的状態，几乎很少有人能够躲过去。不过我们凭藉著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 天主教徒的消极性反而给与他们相对安全的庇护。例如阿登纳在纳粹上台被撤职后一直赋闲，他和反希特勒集团有过联係，爲此还被调查过，但是也没有被判刑。许多天主教人士因爲公然反对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反宗教政策、国家崇拜、安乐死、总体战在纳粹期间遭遇迫害，被投入集中营，被杀害，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仍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大量的天主教徒参与了二战，他们当中的一部分组成了反希特勒军官团，並时刻准备著刺杀独裁者与接管权力。这样的一股势力，可以称之爲“影子德国”。
...我不知道在第四季或者之后，是否剧中会出现天主教神职人员（原著裏是出现的），他们又是否会给与格裏安以庇护或是帮助，因为由於黑尔嘉的出走、阿诺的死亡得到官方確认，横亘在格裏安和教会重建联繫的最大外在障碍也消失了，真正的障碍仍然是內心的。话説回来，对於一个天主教徒来説，求助一心理学医生和精神病医生来解决PTSD的问题应该已经算是偏离路綫了：格裏安因爲软弱犯下的重罪：在前綫抛弃了阿诺，以及他所遭遇的来自父权的否定，这两点不是简单地通过“心理治疗”可以解决的。唯一能赦免人的罪是超验而绝对的天主，能给予人最深的价值感的是来自祂的爱，由著这爱，人获得生命，並有能力去爱近人。价值感无法靠有限的自己，也不是靠精神科医生，当然也不会是靠政治运动来获得。格裏安深知这几者的不可靠，因此他也一直在各种紧急情况下维护著那高於自己的良心律：从他反对库尔特的政变计划来看便可发现。良心律是维持一个人不陷入像艾希曼那样的“平庸之恶”的最后底綫，这也会成爲人在索多玛仍然获救的凭据。
...最后来贴一段原书作者（他本人来自莱茵地区天主教环境的作者）的话：以证明我的上述评论確实有依据：
Volker Kutscher hat genau recherchiert. Die historischen Details in seinen Krimis stimmen. So kommen auch reale Personen der Zeitgeschichte vor. Zum Beispiel der berühmte katholische Priester Bernhard Lichtenberg, dem Kutscher in seinem Kriminalroman ein Denkmal setzt. Pfarrer Lichtenberg versteckt von den Nazis verfolgte Widerstandskämpfer – auch Kommunisten. Vom Mut und Geschick des Geistlichen erzählt Kutscher. Seinem Kommissar Gereon Rath kommt hier entgegen, dass er katholisch ist, denn er kommt aus Köln. "Er ist kein frommer Kirchgänger aber doch in katholischer Wolle gewaschen", beschreibt der Autor seinen Helden. "Auch ist er in Berlin durch seinen katholischen Namen ´Gereon´ stigmatisiert und wird immer als fremd erkannt." Das katholische Milieu in Berlin sei eher resistent gegen die Nazis gewesen, sagt der Autor. "Obwohl Gereon Rath nicht politisch ist, läßt er sich durch seine katholische Identität von den Nazis nicht so einfach vereinnahmen."
"Volker Kutscher做了精确的研究。他的犯罪小说中的历史细节是正确的。当代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也出现了。例如，著名的天主教神父Bernhard Lichtenberg，库奇尔在他的犯罪小说中纪念了他。利希滕贝格神父藏匿了被纳粹迫害的抵抗战士--包括共产主义者。库奇尔讲述了这位神职人员的勇气和技巧。他的探员格裏安在这里得到了帮助，因为他是天主教徒，因为他来自科隆。"他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但他是用天主教的羊毛洗过的，"作者这样描述他的英雄。"他在柏林也因其天主教的名字'Gereon'而被污名化，总是被认作陌生人。" 作者说，柏林的天主教环境对纳粹相当抵触。"虽然Gereon Rath不懂政治，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天主教身份而让自己轻易被纳粹收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