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是谁？

此处的“我”指的是片中角色作为一个个体本身的“我”，台词的第一作用是回答这一点，用一个更专业的名词来说是“信息展示”。在电影中并不只有台词具有信息展示的作用，但此片中信息展示的大部分任务交给了台词，剩余的部分基本上交给了表演动作，视听语言占了很少的一部分。这一形式在电影当中相当少见，很多戏剧改编的电影会选择这种方式，但此片以台词进行信息展示时自有其妙处。

本片即使作为一部群像戏，空间与人物关系也属复杂，往往这个人上一场戏和另一个人出现在一个地方，过两场戏又和另一个人出现在另一个地方，这个人只出现了两场戏，编剧却要求观众记牢这个人，同时还有这个人和另外两个人的关系，而另外两个人也属于需要观众记牢的人。

这是一般的台词难以做到的，而杨德昌的妙招在于让所有人一上来就把自己的价值观全说个透，第一场戏就是艺术家小Bir接受采访，上来就是对自己艺术观和社会观的长篇演说，之后再如Molly的姐姐、Larry、阿king上来，也都是对自己所见所闻或行为方式的长篇阐述，这种价值观的演讲在生活中可以见到，但如此密集的展示就确有目的，即是要观众通过一个人的自说自话来记住这个人。

这种选择也不外乎导演在影片筹备会上说的一句响亮的话：权力就是爸爸！在台词上，话语权就是爸爸，谁拿话筒，观众就会记住谁。这种玩笑导演在前作中开过一个类似的，两个公务员在躲领导的检查，一群穿黑西装的人走进来，一个人问哪个是领导，另一个人说戴眼镜的那个，镜头给过去，其实所有人都戴着眼镜，但观众就是能一眼看出来谁是领导，这是人类对权力的敏感，导演之前将这当作一个玩笑，此片中用在剧作上，太精了。

这种信息的展示方式完全是从戏剧当中来的，在此之前是否有人做过类似的尝试难以考证，但杨德昌是特意想做戏剧与电影的边界探索这件事是一目了然的，否则他怎会将原有电影的开机仪式变成了叫所有演员一起在舞台上演一出大戏？

这部电影的表现方式和戏剧的关系相当紧密，但导演的思维方式却仍是电影的，这是接下来要讲的。

2、 “我”从哪来？

此处的“我”没有是实体的，或者说电影中无法看到实体，但却无时无刻不笼罩在电影的上空，即这部电影的创作者。此片台词第二个做的就是这件事，作者的个性与表达就藏在其中。“我”从哪来？就从台词和台词的间隙中来，作者在这二者中完成了两次“我”的构建。

第一个“我”构建于语言中。此片含有相当大量的喜剧元素，却不能称之为一部喜剧片，本质上的区别在于，这不是一部为观众服务的电影，所有的笑料和深情，都成了作者的武器。Larry第一次出场那段，琪琪刚刚被人讲完你这样的聪明、智慧、大方都是可以装出来的，Larry马上碰到琪琪，夸她聪慧、智慧、大方，这样的笑料，目的并非笑料，而在于讲出这一丑态本身，观众完全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于这一场面的嗤之以鼻。片中这样的场面举不胜举，几乎全是以场面而非单句台词进行的，也就是说，这不是以单向的强制关注或单方面的笑料输出形成的喜剧，而是以双向的台词在空间中建立了一个场面。这一场面是富于喜剧趣味的，这一趣味属于“我”的趣味而非角色的趣味。这种趣味的叠加在片中构建了第一个“我”。

第二个“我”构建于台词与台词的间隙中。第一个台词即是上文所述的价值观输出，角色在价值观输出中确立了自己对于自己的态度，第二个台词指的是另一个人的价值观输出，这种价值观输出往往在阐述自己的同时会引别人为例子，讲自己眼中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于是观众就能同时看到一个人对于自己的态度以及别人对于这个人的态度。这两种态度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物，最典型的例子还是琪琪，她自己觉得自己不是装的，所有人当面都跟她笑的很好，背后阐述自己价值观的时候却总是提起琪琪装的有多像。其实琪琪到底是装的或者不是装的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个体这样认为一个人或一件事，而另一个那样理解。这两种态度之间的落差给观众带来对角色新的认知，这一认知即是作者的态度，而态度的叠加构成了片中的第二个“我”。

3、 “我”到哪去？

此处的“我”是上述两个“我”的总和，即角色与作者。台词做到第三重，就要回答这个问题，演员问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说话，作者自问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想。

一切问题时间解答，时间说，这是你们的时代。说穿了，台词的第三重是台词的时代性。

杨德昌本人的作品风格并非以大段对白著称，他早期的电影角色都不怎么爱说话，以《独立时代》开篇的新台北三部曲却经常有大段台词。事实上这与杨德昌对台北都市的新看法有相当关系，开篇第一张字幕是论语里的话，孔子说人好多，别人问人这么多该怎么办，孔子说让他们有钱，别人再问有钱了该怎么办。孔子说教他们读书，杨德昌没截这句，接下来一张字幕就是两千多年后，台北在二十年变成最有钱的都市。杨德昌无疑试图用这部电影来回答论语中问孔子的有钱了该怎么办的问题。那么有钱了的人是怎么样，杨德昌用台词来展现他们的生活状态，无论是长篇大论还是阴阳两面，重要的并非在讲什么，而是说话时的状态，状态本身已经讲明了很多事情。

杨德昌在《独立时代》筹备会上说，如果有人搞不懂我想说什么，就去找本《万历十五年》来读。《万历十五年》正是以一个王朝覆灭前最不起眼的时刻着眼，讲明整个王朝覆灭的由头与症结，所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独立时代》在做的也不外乎这样一件事，其中所述不过细枝末节，家长里短，但却能管中窥豹，看到整个台北当时的样子。而在这之中，台词或者说语言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边界是世界的边界，而杨德昌正是以片中众人的言语勾勒出台北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