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与其外部世界构成了二元对立，而边城内部又自有其二元对立。茶峒小镇相对外部世界是一重“边”，碧溪岨相对河街又是一重“边”。电影着意展示前者，对后者的把握却失去了小说原有的精微处。

小说中，大老叫天保，二老叫傩送，命名的不同，体现了这两个人物的微妙区别：“天保”是汉族儒家体系中的概念，“天保”是《诗经•大雅》篇名。这与大老务实、注重世俗规范的人物设置是一致的。小说中，他对渡船老人诚实的自白坦明了功利考虑：“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傩送”具有浓厚的异教气息，昭示了越出儒教礼俗规范的浪漫、异质的诗性色彩。二老是“诗人性格”，他对老船翁发表的“出大人”“不敢辜负日头”的议论，洋溢着浓郁的抒情性。大老对婚事的推进体现在间接或直接向老船翁请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老和翠翠感情的推进则体现在照面、微笑、目成。

电影没有展示大老和二老的名字，也无从精微地展示这样命名背后的人物塑造逻辑，进而无法揭示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的根由。小说中，大老向老船翁坦诚功利考虑，和二老充满抒情性的“不敢辜负日头”议论，这两段最能揭示人物性格的语言描写，电影中都删去了。电影亦没有表现顺顺对二老的略微偏爱。二老“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说明顺顺自己选择妻子时，就偏爱这种人格。顺顺出身行伍，白手起家，摸爬滚打，高度社会化，却跟天真单纯的翠翠一样，偏爱诗人性格。这说明对浪漫诗性的向往，人同此心，不随年龄、阶级、社会经验改变。顺顺不反对大老向翠翠家提亲，却反对二老拒绝碾坊，也是出于对二老的偏爱，希望他得到自己现实认知中更好的选择。电影没有从细微处表现兄弟两人性格上的二元对立与由此导致的顺顺的“私心”，有损于情节的精妙构造和对普遍人性的刻画。

小说中的河街和碧溪岨，既有融合，也有对立。对立的一面，蕴含了文本的破绽和作者的矛盾态度。小说第二章的社会环境描写，不仅点明茶峒建城屯戍镇压边民的最初政治目的和已受全球资本主义波及（“美孚灯罩”）的现实经济状况，还正面写到了水灾——尽管做了“水手救人愉快冒险行为”的浪漫化处理，也依然令人咋舌。与之相似的，小说先作一番“妓女听到心上人口令果然停止唱歌”的浪漫化描写，紧接着便给出“她的父亲被人一共杀了十七刀”的残酷记叙，触目惊心。小说又把妓女父亲的死与翠翠“爷爷死了呢？”的想头相并置，引起读者对翠翠未来的悬想担忧。电影完全删去茶峒建城的政治经济背景描写，只留下爷爷在河街买肉推让、沽酒送人的淳朴镜头；完全删去灾害描写，只留下“要烧酒还是甜酒”的风土人情展示；完全删去妓女父亲被人杀了十七刀的叙述，只留下她对水手的真挚忠诚。电影只展示了河街和碧溪岨的一致性，而忽视了它们的对立。

碧溪岨是作者建构的理想境，是“正直朴素人情美”的代表，是桃花源；河街则与现实和外部世界联系更紧密。顺顺一家属于河街，翠翠则完全属于碧溪岨。翠翠和天保、傩送是同龄人，但她和他们的心智成熟度和社会化程度却不可同日而语。翠翠在整个事件中的懵懂被动、不谙世事，与天保担心翠翠不能作“照料家务的媳妇”、天保和傩送共同不满“老的不利索”形成了鲜明对比。翠翠的单纯，与其说是天性，不如说来自其性别和家庭带给她的影响。撑渡船的孤女，心智、见识和社会交往能力，必定远不如在船总父亲教导下从小随船历练的水手。顺顺的发家过程，特意让两个儿子历练的心理，在电影中都缺乏表现。电影淡化顺顺“水上名人”的船总地位，淡化顺顺家的帮工长年，淡化翠翠和顺顺家的贫富差距，甚至添加了顺顺妻子亲自料理翠翠换衣裳的情节，后果是淡化了翠翠性格形成的社会原因。

1934年汪伟的《读边城》，认为翠翠借黄狗落水暗指二老的“得了，你又不翻船，谁要你落水呢？”一句话神似林黛玉。其实，翠翠和黛玉的神似，不仅在于一两句古灵精怪言语的暗合，更在于边缘伶仃的身世带来的弱社会联系。翠翠和黛玉都是“一个光人儿”，似青翠欲滴的竹上水珠，洁净，空灵，边缘，脆弱。翠翠这种边缘飘渺的“光人儿”性质在无姓名的老船翁死时达到了顶点。电影却在这一幕给老船翁加上了姓名（某世昌），写在祖宗牌位上，还安排翠翠祭完爷爷后，又喊了一声“妈妈”，哭祭死去的母亲。本来是翠翠所有社会联系被斩断，彻底成为“光人儿”，读者的同情达到顶峰的一幕，电影却加入了“寻根”的意味，强调翠翠与祖辈命运的联系与共鸣，破坏了“边缘”悲剧的审美意味。

边城和外部世界的对立，寄寓了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边城》题记），而边城内部的对立——碧溪岨与河街的对立、天保和傩送的对立、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对立、渡船和碾坊的对立……则真正推动情节发展，显示作者对普遍人性美丽幽微处的洞察。电影对后者把握的失败，使它无法企及原著的精美与圆融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