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吗？大屠杀只是具有“德国性”的一次意外吗？当生命神圣不再受到尊重，平庸的恶出现在制度中，大屠杀式的道德冷漠并非不可能。
什么人才能住在国立大学的医院？癌症晚期的业务员必须转院，开便当店的佐佐木庸平的手术被当做权力斗争的工具？剧中情节一步步逼问观众，教授诊断错误是不是不能反抗？为了自己的仕途能够对诊断错误视而不见？白色巨塔中仍然出孕育法西斯。
一、小西案：权威不能动摇
鹈饲教授诊断小西只患有胃癌，里见诊断可能有胰腺癌，尽早治疗可以痊愈的几率非常大。但大家都不愿意趟这个浑水，因为不能让医学部长失了“面子”，并且将参与小西的手术，视为对鹈饲的反抗。
或许你会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剧中人物作为一个小职员，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好像也是无可厚非。那么接着往下看，什么样的人需要被从机构中“剔除”？
二、推销员孤儿加奈子案：临终病人需要转院？
在速浪大学跑业务多年的加奈子突然昏倒，被确诊胃癌晚期，没有手术可能，也没有治愈希望，而且孤儿且独身。鹈饲得知加奈子病情之后，让里见尽快帮她转院，并称大学病院的病床应该留给那些有较大希望治愈的人才对。所有人都赞同这一看法，除了里见医生。坚持多日之后，鹈饲以“离开第一内科”逼迫里见让加奈子尽快转院。最后加奈子因为“不想给别人带来麻烦”主动转院，在静冈的小医院独自离开人世。
相比之下，同样需要财前进行手术的五十岚社长，住在豪华病房，更是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或许你会说，这是人之常情，“这个医院不收，还有其他医院会收的。”但如果这种“无价值”被更普遍地接受，“机构”的规模将无限扩大，从医院到社区，到国家，被认为“无价值”或“占用别人资源”者，的生存空间只有“向上蒸发”。
退一步讲，如果仅仅将“无价值者”排除在系统外还算情有可原，那么将“无价值”的患者的性命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呢？
三、佐佐木庸平案：人可以被作为工具？
财前刚当上教授，为了不陪东教授进行最后一次巡诊，在没有仔细检查佐佐木庸平食道癌是否转移到肺部的情况下，把佐佐木的手术日在东教授退休那天，不管柳原和里见的意见如何，财前一句“想活命就只有手术一条路”，让佐佐木家签下手术同意书。财前因为刚当上教授，又要去波兰讲座，拒绝给佐佐木看诊，要求团队继续按照肺炎的方式进行治疗，最终佐佐木死亡。
第一外科，甚至整个医院，都没有人敢站出来否认财前诊断，里见也只能是不断给他发邮件征询意见。为什么？因为依附组织才能生存的人，反抗组织需要付出巨大代价。
四、里见：跨过“知道”和“做到”之间的巨大鸿沟需要付出代价
里见决定为佐佐木的庭审作证的代价，是结束国立大学医院医生的职业生涯。他尊重财前的医术，欣赏财前的干劲，但他看到了这种冷漠的必然后果。
如果大学医院按照财前这种极端工具理性的方向发展，尤其等速浪大学癌症中心这个乌托邦建成，会有多少无辜死者作为代价？集结了所有最好资源、最好医生的乌托邦，只有有钱人才能住的大医院。名医只给有钱人看病，普通人只能找被制度排挤的医生。如果不幸拖延病情无法痊愈，更不可能去大医院体面地走完人生。
纳粹将残疾人、精神斌任视为没有生存价值的人群，并予以毁灭，明月人道关怀，视为国家谋杀。一旦生命的神圣观念被忽视，一切罪恶也就有了合理性，历史将不断重复。
但是财前的初心也是为了救助更多的人。从道德主义在追求道德、避免虚荣的时候，往往会陷入虚荣和不道德，如果知道而做不到，追求德行反而会变成德行的幻灭。
财前在弥留之际去了奥斯维辛，他的技术和名誉，让他能把病人分成三六九等而不用承担医疗事故的法律后果，但受到了良知的审判。
五、是否存在绝对意义上的道德正确呢？
答案是否定的。
著名的电车悖论及其衍生版为此做出佐证：一辆失去控制的电车驶来，即将撞上毫不知情的五个人，他们必死无疑。你站在铁轨拉杆的旁边，只要拉动拉杆，电车就会变轨至另一方向，撞死一个人，这时你会不会拉动拉杆？但如果情况稍有变化，同样有一列电车驶向毫不知情的5个工人，没有拉杆，但你发现身边一个又丑又脏感觉很恶心的人，如果轻轻一推将这个丑八怪推到铁轨中央，电车绝对会从他身上碾过，但会在撞上5个人之前完全停下来。你是否会推动拉杆？
再稍作改变，同样是牺牲一人而救五人，如果一个流浪汉在医院昏迷，他的器官摘下来正好可以救助另外五个达官贵人，如果没有这些器官，这五个人就会死。如果你是医生，会摘下流浪汉的器官，牺牲他一个，救助五个人吗？如果这五个人是十个，十五个人呢？
历史也证明，绝对意义的道德正确是不存在的，为了让德国不知道盟军已经破译了他们的密码，盟军也牺牲了不少舰队。如果既不能为了道德理念而牺牲一切，也不能时时刻刻都选择功利主义，那大学病院的出路在呢？能做的只有不断反思和改正。
六、最后的庭审——里见医生：是制度出错了
有令必行的最佳高效机制，让错误不断放大。按照权威医生的要求对佐佐木进行治疗，是他离世的原因吗？
佃和安西是优秀的医生，但他们对制度和科室的忠诚，也让他们没有给佐佐木提供合适的治疗。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也提到，科层制让职员跟受害者隔开了一定的距离。他们只是在“完成任务”，是正产线上的一环，就更有可能产生道德的麻木，罪恶可能就不那么容易被察觉。
乔治·奥威尔在《英格兰，你的英格兰》中写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但任何组织中都有良知的存在，战争中也不例外，仅有一目一臂、三根手指的德国贵族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中共党员中西功身为日本人，为盟军提供重要情报。施陶芬贝格在刺杀希特勒之前，在日记中写道：“做这件事的人需要明白，人民可能会说我们是叛徒，但如果不做，我们就是良知的叛徒。”
柳原和龟山曾经为是否要为佐佐木作证而困扰，但迫于制度的压力不敢行动。在旁听席说出真相的柳原备受排挤，但他最终决定留在大学医院，是比辞职离开更勇敢的决定，希望他能永远在这个有机会诞生法西斯的制度中抗争，用自己看似无意义的不断“滚石上山”的抗争，让更多人看到组织的荒谬。
...里见在证人席上说：“责任不是财前先生一个人的，任由他强行给佐佐木做手术的我，医大制度本社，我们都有责任。”
《白色巨塔》作者山崎丰子用戏剧的方式要求日本民众反思：制度中仍然存在产生漠视生命的机制，当前社会中的人，也依然会复制道德的冷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