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是一个充满社会主义创伤的国家，尽管现在人文艺术学院的年轻人几乎都对资本主义恨之入骨，但在街头还是随处可见他们纪念这些伤疤的雕塑和标语，例如扬·帕拉赫纪念碑、共产主义者受害者纪念雕像、米拉达·霍拉科娃的横幅。前年的一个什么日子，那时候我还是布拉格美术学院的学生，由Jiri Kovanda带我们班上的同学去一个市中心的美术馆看展览。Kovanda找了策展人为我们做介绍，但我们这群懒散的年轻人果然又一再迟到。我是到得最晚的，我忘记是什么原因了，在门口我试图和售票的工作人员解释我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但因为我不会说捷克语，她将信将疑。我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带队的老师Tomas，他把电话递给了策展人，虽然听不懂，但对售票人员报出Kovanda的名字后，她马上笑脸相迎地让我进去了。

展览具体关于什么的我已经记不太清楚，最后一楼是关于捷克一个已经去世了的建筑师的收藏，有一些古老的地图，我站在那里辨认唐代时期的布拉格的样貌与如今的重合。也读到了建筑师有些过时但仍反映历史的对布拉格各个片区的评价。他写道：“Karlin作为一个工人生活的街区，正逐渐焕发出活力”。过去了几十年，如今Karlin已经随处可以精美的办公楼群，骑着自行车的人们停在路边的咖啡馆喝抹茶拿铁，在拐角处吃Tapas和品葡萄酒。那天有雪，在阳光照耀下的伏尔塔瓦河显得特别美，整个城市在白色上发出银蓝色的闪光。我们站在露台上看风景。

离开美术馆后，我们在附近的咖啡馆喝咖啡。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聊起了社会主义和政治倾向。之前有捷克同学和我说，社会主义时期很多艺术家都得到了国家分配的巨大工作室及公寓用于画画和做雕塑，在社会主义时期结束后，这些房产都变成了当时的艺术家的所有物。考虑到这个捷克同学为了省房租，之前住在Zizkov不通暖气、和一层楼的人共享卫生间、本应该用作办公室的建筑里，他觉得社会主义的模式或许对艺术家更公平。Kovanda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说当年因为他没有进入艺术学校，取得官方的艺术家身份，因此他几乎不被允许创作艺术，接触不到任何的资源，也没有任何展出的机会。他说当时自己的父亲尽管是一个政府的官员，却只能和一家人挤在一个小公寓里勉强度日。

聊着聊着，Kovanda突然说：“我是个右派。（I am a right wing.）” 我有些震惊。在欧洲从性别研究学到当代艺术，我身边的人从来没有这样大大方方地说：“我是个右派。” 更何况面前是一个当年的激浪派代表人物，做各种各样有些搞怪的行为艺术。Tomas说：“我是个左派。” 同样都是艺术家和老师，从斯洛伐克的集体住宅来到布拉格几十年的Tomas的生活显得有些勉强维持，他说：“我付出了这么多劳动，结果到头来一份工作都没有办法支持我和我的家庭。我辛苦工作了那么多年，却没有办法在这里买房。我必须做两份工作，不停歇地从一件事情跳到另外一件事情。我的愿望就是我可以只做一份工作，也可以得到体面的报酬。所谓的经济自由到头来只是换一种方式剥削我们。”

话题有些无疾而终，因为双方显然都无法说服彼此。在Tomas的情境下说什么都显得有些多余。最幽默的事情是，在有些激烈的关于财富的分配争论后，不被看好的右派Kovanda主动为我们所有人付了帐。后来我还得知，Kovanda的儿子是一个经济学家，维基百科上说他是捷克比特币之父。有一天我忍不住想查查看，他到底有多富有？可惜没有任何数据。

在这里的艺术学校上课、看展览的感觉，现在想起来除了一开始的新奇和艳羡，在实际上也时常有些滑稽。年轻人们在过剩的时间和封闭的圈子里不断自说自话，寻找一切可能的刺激，把一切都挂上“radical（激进）”、“coexisting（共生）”、“materialism（物质性）”的解释，一派选择在森林的土壤里翻滚，为一切装饰上Cyber tribalism风格的图形，或者是备受欢迎的neo dark romanticism风格；另一派则想方设法通过一些介入他人的生活，例如在转角装一个椅子并放入自己的作品集，收集他人的话语然后剪切成自己的，反复重复自己祖父母的故事，拼贴自己幼年的录像带。

也许对于陌生的国度、城市和环境我还不是那么熟悉，可以带着天真的感受认为大家在一个工作室做艺术、做同学，都是一样的。一旦在其他艺术驻地项目遇到华人/中国人，只需几个非常基本的交谈问题，例如，“你家是哪里人？”、“是什么契机来这里”，就能发现他们优渥的家庭背景。有时候尽管他们说得很平常，我也面不改色，心里已经在说“天呐！” —— 尽管大家在表面上都像穷苦的艺术学生，一起卷烟草，在靴子里塞小瓶烈酒带到锐舞派对，把他人不要的垃圾带回去当材料。当我毕业展览答辩结束之后，老师A问我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我说找个工作，伴侣在维也纳开画廊的老师B听到这个答案，禁不住发出了令我疑惑的轻笑，并重复道：“找个工作！”一个滑板手也对我说“去他的工作！”

到最后我还是那个唯一一个在全职工作的毕业生，为在捷克雇佣廉价劳动力的德国大企业在办公室敲敲打打。我的男朋友是个摄影师，他拍了很多在捷克被挖得千疮百孔的矿坑，其中很多都是德国公司干的。今天我坐在工位里，听我对面的同事感慨，至少我们的公司没有做那么多恶。我想可能是电影里银行家的女儿维络尼卡钦佩的那个回家的工人阶级，不仅认真工作，而且有些创造力，能够把牛头打造成车座，与他们一墙之隔，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他们诗人般的政治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