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負責任地講，這部影片并非在讨論婚姻生活，而隻是呈現了面對實在界這塊'硬核'之時，象征秩序是如何地匮乏，影片中有一個很直接的體現，即接近三個小時的演繹中，影像與聲音全部在場的角色，僅僅有六個，餘下紛繁雜亂的關系僅僅由夫妻二人的對話羅織起來，同樣的現象在《秋日奏鳴曲》中一樣存在，這樣的處理是十分高明的，清晰地表明了被感知為現實的符号秩序是如何将實在界作為自身的預設，又是如何通過表演自身的匮乏來實證它的存在，這樣的'硬核’在影片中是所有被提及但不在場之人的集合，而其最直接被感知的對應便是丈夫長期隐瞞的出軌對象，那個年輕的女大學生，她在整個關系中是不存在也無法存在的，但是卻直接引出了整個被認為牢固的關系的不一緻性，讓一對本應羨煞旁人的夫婦的關系中的矛盾顯露，開始分居，即使這期間他們嘗試對關系的裂隙進行符号化的處理，令關系向和諧回歸，但終于是無法成功，以至于到了最後被壓抑之物徹底回歸，為作為确定性的化身的‘婚姻'畫上了句号。

于是影片關于愛情的讨論也被順利地誕生了，愛是給出自己的匮乏，而非給出自己的完滿，幾乎所有将愛作為宣稱的追求的确定性的關系，都與這一公式背道而馳，于是影片中支離破碎的結局也幾乎作為一種必然被呈現，然而在兩人離婚之後的重逢中，在漆黑小屋度過的伴着遠方雜音的夜裡，兩人終于向對方展露了自己的匮乏——不論在歸因上究竟是出于怎樣的前提——而兩人的關系，這個在前兩個半小時裡被描述為殘破不堪鏽迹斑斑無法啟動的機器，也終于在此刻重新開始了緩慢的運轉，即使此後的故事不論是觀衆或者劇中人都無法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