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以老年劉邦的視角，回顧了他的一生中兩個最重要的敵人——項羽和韓信。順帶着，導演用這種方式重新講述了他所理解的關于人們早已熟知的滅秦、楚漢相争以及誅殺韓信的曆史。
雖然項羽本身也有性格弱點和惡行，但人們對項羽的同情，似乎早在《史記》完成之前就已經是當時的主流了。到太史公時，他更是以富有感染力的手法塑造了一位情義并重的末路英雄，表達了對項羽的偏愛和對他人生遭遇的感慨。
項羽的悲情形象如此深入人心，電影再現這段曆史時可以自由發揮的空間有限而且也有風險。劉邦和項羽兩人的不同，在于精神貴族和流氓的之别，血氣方剛年輕人和油膩中年人之别（駱玉明老師之語）。片中呂後也說：“項羽是我一生中見過最高尚的人。“導演以此為綱，較成功地完成了對項羽的塑造。吳彥祖外形俊朗，換上戰袍無須多言，隻站在那裡，自會生出一種英氣和神性。“霸王别姬”與“烏江自刎”交叉剪輯，悲樂将兩個場景統一，突顯出偉大的靜穆。
影片前半部分講完了項羽的故事，接下來講韓信。相比較前半段，後半段基本擺脫了史料的束縛，虛構再現權力鬥争中陰暗血腥的“兔死狗烹”，獲得了一種“心理真實”。
項羽倒下的時候，鏡頭除了分别對劉邦韓信進行單獨的表現外，還有一個“關系鏡頭”：韓信回頭看了劉邦一眼，劉邦和張良同樣予以回望。那一刻，他們都各自在想什麼呢，或許，韓信是下一個敵人的念頭，已經在劉邦的心底滋生。
片中劉邦是在呂後的勸說下定殺心。比起張良韓信等人，呂後或許智謀有限，但她的權力欲望和政治天賦，以及作為枕邊人與劉邦的多年患難與共，使她對劉邦帝王心的了解要遠遠超過旁人。劉邦軟禁韓信多年，呂後自然清楚，這是他也是她最大的心病。箭在弦上，韓信有沒有反心已經不重要了。正如他死前遺言：“謀不謀反還不是你們說了算！”
然而要殺韓信，除了需要名正言順之外，還要力排衆議，尤其是昔日一同共事的張良蕭何等“兄弟們”的意見。劉邦對呂後說：“隻要他（張良）和蕭何不動，就沒問題。”
呂後帶着劉邦的“使命”去見張良和蕭何。這對帝後早已可以為了權力而抛棄其他一切道德和人事，但張良和蕭何卻仍有良善之心，珍視他們和韓信過去的同袍之誼，他們不僅不會相信殺韓信的理由，更從情感上不忍心。
對此，呂後拿出的殺手锏則毫不意外，即他們的身家性命，以及比性命更重要的留給後世的名聲。尤其是在呂後在向蕭何施壓時，她向他展現了一個可怕的事實，一個人的命運是可以提前在史書上寫就的。你此時位極人臣并沒有什麼，如果你不服從，在史書中，你早已因謀反之罪而被滅族，而你也将參照這一記錄走向相應的結局。如此張良和蕭何沒有别的選擇了，兩人為誅殺韓信獻策的獻策，出力的出力。
韓信和張良拜别後，由蕭何引着，走向他命運的終點——長樂宮鐘室。長長的甬道上，兩人前後相随，陽光有點刺眼。過去的戎馬生涯和當下情景交替出現。多年以前，他也是這樣由他引着，回到劉邦的軍營。
鐘室絞殺是影片最後一場大戲。蕭何将韓信送到長樂宮，宮門關上，二人永别，池水因陽光消失而呈現出深暗詭異的綠色。四周一片阒寂，韓信獨自一人走過狹長的宮道，文武百官、各路宮仆齊齊現身在城樓上靜候。最終他走到鐘室下時聽到了宮人宣告自己的罪行。呂後下令絞殺，以保留全屍彰顯皇家厚德。
不過，對開國功臣淮陰侯謀反之罪的懲處不會這麼簡單。衆人不僅要被迫親睹處決過程，還要從吊在鐘下的韓信屍體下離宮。蕭何雖隻是在長樂宮門外通過鐘聲聽到韓信被殺，但呂後留給他的還有更為艱巨的任務，即要他親自砍下與他私交甚笃的韓信的頭顱并進獻到劉邦面前，讓他用染血的雙手表達對漢家的忠心。這是對“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極為誇張的闡釋了。在片中，從蕭何視角望去，呂後站在鐘樓上注視着自己，深邃而漆黑的巨鐘似乎是呂後身影的化身，成為了無法藐視的權力和邪惡的象征。
影片取名《王的盛宴》，自然是源于劉邦和項羽的那場“鴻門宴”，片中劉邦說他的一生都是鴻門宴，以此來指代權謀鬥争。為了将這一概念貫穿電影始終，在後半段電影也虛設了一場宴會，即呂後為韓信準備的夜宴。所謂虛設，是因為呂後蕭何等人都知道，韓信是不可能赴宴的，他在途徑長樂宮鐘室時就将被誅殺。蕭何去邀請韓信赴宴時，宮人們還在煞有介事地為宮宴忙裡忙外。人們在翻雲覆雨的權力面前的徒勞也被予以強烈的嘲諷。
電影的英文名為The Last Supper，很巧妙的達芬奇的名畫形成了互文。畫作《最後的晚餐》講述耶稣遭到猶大背叛的故事，耶稣因此而被釘死。《王的盛宴》中，前半段是劉邦和韓信背叛了項羽最終造成項羽兵敗身死，後半段則是劉邦（呂後）誣陷韓信背叛而殺死韓信，事實則是劉邦背叛了與韓信的“交情”。因而，從這一意義上說，《王的盛宴》與《最後的晚餐》具有相似的主題，即背叛者的勝利。不過猶大最後對自己的背叛行為有所悔恨并自殺。劉邦有過嗎，我們不得而知了。
影片的一點不足在于對韓信人物的塑造。
片中，劉邦與韓信不和，一方面是劉邦的戒心，另一方面也與韓信的政治理想有關。在這一層面，他反而與他最初選擇跟從的項羽比較相似。
項羽在滅秦之後說他反對“書同文車同軌”——将一個國家的模式複制到全天下，即他反對大一統的帝國理想。韓信則說過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也認同陳勝吳廣的“王侯将相甯有種乎”，也就是說他反對家天下的理念。因而，關于滅秦後的國家建設，項韓二人雖然在具體路線上可能有差異，但總體理念是相通的。
至于劉邦，或許他最初也信過這一說法的，不過他内心更相信的或許是呂後對其為龍之子的預言。如此說來，劉邦的确是很善于僞裝，騙過了韓信等人，并利用這一口号召集諸賢為其效勞。否則，以韓信的洞察力，我們無法理解韓信竟為劉邦效命如此之久。當然更有可能的是，創作人在對人物進行設定時，項羽韓信被理想化了，寄寓了他們更多的思考，從而造成了韓信的行為與其理念的不合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