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亚历山大·普琴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Пученков),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历史研究所俄罗斯近代史系(афедра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教授,研究兴趣包括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历史、俄罗斯革命和内战史、俄国白军史、第一次移民浪潮【1】、近代俄罗斯名人日记文献、戈尔巴乔夫改革、当代俄罗斯政治。著有《从西伯利亚到克里米亚……白军的厄运?》《穿越俄罗斯:关于内战的新叙事》《顿河和北高加索地区的志愿军(1917 年 11 月 - 1918 年 12 月)》等。

译者主要使用chatgpt翻译并润色,在人名和专有名词前加上了原文标注,并在可能有误解的地方增加了【】注释。以下是正文内容。

弗里德里希·马尔科维奇·埃姆勒(Фридриха Марковича Эрмлера)的电影《面对历史的审判》于1965年上映,立即引起了苏联观众的广泛关注。在电影创作中,一直有许多流言围绕,最著名的一个流言称这部电影是“应克格勃的倡议”拍摄的——导演是克格勃的特工,而在电影中扮演著名政治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瓦西里·维塔利耶维奇·舒尔金(Васи́лий Вита́льевич Шульги́н,1878-1976)对手的演员【2】,也是克格勃的一名特工。

可以确定的是,1965年7月22日,国家电影委员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по кинемтографии)主席A.V.罗曼诺夫(А.В.Романова)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这部电影展示了白俄流亡势力的失败,通过舒尔金这个形象,揭露了背叛祖国者【3】的敌对活动。这部电影是在克格勃的倡议和监督下拍摄的,克格勃一直为摄制组提供持续的帮助。这部电影目的是在白俄流亡聚集的国家(美国、加拿大、法国、荷兰、阿根廷等国)传播,也在苏联放映。” 考虑到这部电影的“特殊性质”,罗曼诺夫建议“限量出版,并主要通过封闭的场所向苏联观众放映”。

结果,这部由克格勃发起拍摄的电影在银幕上仅仅一闪而过【4】,然后就被封存了几十年,没有面向广大观众放映。主要是因为,所有观众在离开电影院时都深信不疑,电影中的舒尔金才是正确的,而不是他在“面对历史的审判”中对抗的意识形态历史学家,后者正在证明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和列宁遗产的不朽。

那么,这部在苏联几乎成为传奇【5】的电影的前史是什么呢?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弗里德里希·马尔科维奇·埃姆勒(Фридриха Марковича Эрмлера,1898-1967),编剧是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弗拉基米罗夫(弗莱恩肖克)(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ич Владимиров (Вайншток),1908-1978)。两人在苏联电影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两位电影工作者都与特务机构有联系——弗莱恩肖克在1940年代与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合作,而埃姆勒本人就是一名专业的契卡(Чека́)特工【6】,曾经真诚地相信斯大林主义的理想。据埃姆勒自己讲,这部电影的想法来源于他与弗莱恩肖克的一次谈话。按导演的话说,一切都是从以下开始的:

“有一天,我和弗莱恩肖克坐在一起,讨论他应该为我写一个新的剧本。这部电影无疑得是纪录片。但是主题是什么?不记得是谁首先提出了舒尔金的名字......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又花了几个月时间做工作,舒尔金同意在银幕上讲述他的生活。我来到莫斯科,和弗莱恩肖克一起去了舒尔金当时正在接受治疗的医院。说老实话,当我打开病房的门时,我是忐忑不安的。原因有很多。我不由自主地想:“如果我,一个契卡的成员,在二十年代与舒尔金面对面,会发生什么事?”在一间小病房里,一个白胡子高个老人迎面走来。温和的握手,嘶哑的嗓音......想象一下:病房,病号服,头上戴着白帽,86岁......我想:“我们真的要让这个老年多病的人进入电影的漩涡吗?他能撑得住吗?”但我的谈话对象消除了我的疑虑:“要知道,我是个老野牛,对付我会很困难。【7】”舒尔金说。"您对我健康的担忧是没必要的,我会撑住的。而您自己呢?”当时,我没有把这些话看得很重......我确实担心舒尔金的健康状况,当我们再次去医院看望舒尔金时,我向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Ленфильм)厂长I. N. 基谢列夫(И. Н. Киселев)表达了我的担忧。离开病房后,基谢列夫笑着说:“您知道舒尔金刚才对我说什么吗?‘您的大导演看起来不太好,脸色苍白。但对付我会很困难的,照顾好他吧。’”是的,在开始拍摄时,我没有想到会遇到如此巨大的困难。比如,我们没有不仅没有‘铁’剧本,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剧本。【8】在准备期和拍摄期,剧本被一直编排和改写到最后一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与主演一直在进行政治乃至文学创作(舒尔金是作家!)的论战。两种世界观,两种哲学相遇。当我们觉得陷入僵局时,舒尔金会说:‘让我们寻求团结,而不是坚持分裂。’然后一切从头开始,最终我们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当然,我想特别强调一点:舒尔金在我们的电影中展示了他现在的样子——经历了许多,并在历史对证的压力下反思了许多。但认为瓦西里·维塔利耶维奇·舒尔金否定了他的整个过去和接受了一切新事物,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不,当然不是的。但是“历史的进程,我们伟大祖国的力量,她的国际声望(ход истории, могучая сила нашей Родины, ее всемирный авторитет )”迫使舒尔金重新审视和重新评估了许多东西。”

最初,这部电影并没有计划成为仅由舒尔金一人独白的作品,还打算让其他一些不太出名的归国者参与拍摄,比如A.V. 戈沃罗夫(А.В.Говорова)、A.L. 卡泽姆-贝克(А.Л.Казем-Бека)、L.D.柳比莫夫(Л.Д.Любимова)、P.A.奥博连斯基(П.А.Оболенского)......作为电影名称,最初提议的是“日子(Дни)”,这也是整个拍摄期内使用的名字——这指的是舒尔金关于二月革命的著名回忆录——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版,从那时起就没有在苏联重印。舒尔金《日子(Дни)》中的文本应成为电影剧本的基础。围绕《日子(Дни)》的情节,还增加了关于十月革命、列宁、内战、白军失败和流亡的反思。

创作者们的出发点是舒尔金会继续对苏联政权的重新评估,这是他在1961年发表的《致俄罗斯移民的信》中开始的。根据预先计划,电影会展示舒尔金的思想失败和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舒尔金本人则提出了另一个标题“流亡者(Эмигранты)”——从他的角度更为全面,将电影涉及的所有人物(除了尼古拉二世)统摄起来。由于影片仅由舒尔金和他的对手——历史学家参与,不得不放弃这个标题。最后,电影以《面对历史的审判》的名字上映,暗示舒尔金正面对这审判,仁慈的苏维埃政权给给予了他发表言论并认识错误的机会。

当时,舒尔金已经获得自由几年了(1956年他提前从著名的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获释,他在那里服刑12年【9】)。按照预计,“被宽恕”的舒尔金已经意识到苏维埃政权的人道主义,并看到了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成就。舒尔金本人对此可能持不同意见,但这一事实开始并没有引起编剧的兴趣。在为《日子(Дни)》的艺术纪录片剧本写计划书时,弗莱恩肖克写道:

Каждое слово, каждый кадр фильма должен быть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 правдив, как оказалс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 правдив великий ленинский прогноз.(影片的每一句,每一帧都必须记录真实,就如列宁的伟大预言在历史上被证明是真实的一般。)

1963年5月27日,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第三创作协会【10】召开了艺术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弗莱恩肖克的《日子(Дни)》文学剧本。出席会议的全列宁格勒、乃至全苏联的知名文化艺术界人士,如D.A.格拉宁(Д.А.Гранин)、V.V. 科涅茨基(В.В.Конецкий)等。格拉宁特别提到,需要把历史学家塑造成一个鲜明的人物,并呼吁“个性化历史学家”,否则就会“模板化,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格拉宁断言,“重要是的电影要展示移民悲惨、无力、缺乏政治权利的命运......在影片中只需说真话,否则一切都不可信。” 而科涅茨基则反对格拉宁的看法:“不管历史学家在舒尔金旁边说什么,他都会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我只对活生生的人感兴趣,而不是这位演员。”所有与会者都同意弗莱恩肖克的意见,'这部作品(如果成功的话)的全部价值,不是在于我们苏联人(第无数次)讲述革命的最初几年的内战、流血事件,而是让那些造成我们流血的人,那些准备扼杀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人,那些在协约国支持下反对俄罗斯人,摧毁我们的城镇村庄、播下死亡、饥荒和破坏的种子的人,那些梦想着Фашизм统治方式的人,那些为墨索里尼服务的人,那些在战争期间为希特勒和弗拉索夫(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Власов)【11】效力的人,最后他们忏悔并祈求祖国宽恕,而祖国宽恕了他们,由这些人在银幕上讲述这段历史。'

最后,埃姆勒总结道:“如果原则上同意制作这部电影,必须做出决定,提取所有与舒尔金相关的场景并立即拍摄。这种必要性缘何产生?一,舒尔金已经86岁了,身体虚弱,需要做好准备赶快行动。二,没有舒尔金就没有电影......三,舒尔金就是历史。如果舒尔金的部分拍完,剩下的都可以慢慢完成,没有什么会影响到未来的拍摄......舒尔金老了,非常老了,但没有他就没有这部电影。我相信,我本人相信我们可以创造出必要的的有意思的作品。”

1963年7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电影委员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по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将电影《日子(Дни)》列入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1964年的制作计划。最初预计1964年4月中旬完成拍摄,但直到1965年夏季才完成。在此期间,舒尔金一直住在欧洲大酒店(Гранд Отель Европа)417号房间。就在酒店房间里,舒尔金、埃姆勒和弗莱恩肖克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问题在于,“根据有关部门(компетентных органов)的建议,有必要对电影《日子(Дни)》的剧本进行一些细化和修改”。所有这些修改都与舒尔金协商过——毕竟最重要的台词是由他在镜头前说出来。这些变化是原则性的(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й),舒尔金起初不同意,直到最后双方达成协议:1963年10月31日,电影主管N. M. 叶利谢耶夫(Н.М.Елисеевым)与舒尔金签订了劳动协议(трудов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舒尔金获得了高额工资——参与电影制作期间,他每月获得450卢布,另外报销所有交通费用和在欧洲大酒店的住宿费。在拍摄期间,舒尔金共计获得4405卢布。

舒尔金在影片中的搭档,列宁格勒州剧院演员谢尔盖·帕夫洛维奇·斯维斯图诺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Свистунов)扮演历史学家。他参与拍摄获得的报酬低一些——3840卢布。

对舒尔金来说,参与两位沙皇退位是一个不仅影响他整个政治生涯,而且影响他一生的重大事件。近六十年后的舒尔金愈发痛苦地意识到,他主动或被动参与了罗曼诺夫家族的悲惨命运。舒尔金认为,“沙皇陛下和敢于请求退位的忠诚臣民,都成了无情且不可避免的环境的牺牲品”。但即使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让舒尔金摆脱对罗曼诺夫家族的长久追思。档案里保存着舒尔金刻骨铭心的文字:

«С царем и с царицей моя жизнь будет связана до последних дней моих, хотя они где-то в ином мире, а я продолжаю жить в этом. И эта связь не уменьшается с течением времени. Наоборот, она растет 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И сейчас, в 1966 году, эта связанность как будто бы достигла своего предела. Каждый человек в бывшей России, если подумает о последнем русском царе Николае II, непременно припомнит и меня, Шульгина. И обратно. Если кто знакомится со мной, то неизбежно в его уме появится тень монарха, который вручил мне отречение от престола 50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我的命运与沙皇和皇后联系在一起,直到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虽然他们已在另一个世界,而我仍在这个世界生活。很多年后,这种联系不但没有减弱,反而随着每一年的流逝而加深。而现在,在这1966年,这种联系似乎已经达到极限。前俄罗斯的每一个人,只要想到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就一定会想起我,舒尔金。反过来,如果有人了解我,他脑海中必然会浮现出50年前那位把退位诏书交给我的君主的身影。)

在当时,劝说舒尔金参演这部电影绝非易事。弗莱恩肖克几乎不遗余力——他在囊中羞涩的舒尔金正式同意参演前就为他安排了不俗的薪水。这使得舒尔金写信给苏共中央宣传部(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ЦК КПСС)部长伊利切夫(Л.Ф.Ильичеву),阐明了自己坚定的立场,拒绝在正式同意参演之前收取报酬。舒尔金与导演埃姆勒和编剧弗莱恩肖克在电影的主题上存在根本分歧——舒尔金认为应该向苏联观众讲述叶卡捷琳堡沙皇全家被枪决的悲剧,而创作者们显然有不同的目的,他们想展现列宁思想对俄国俄国旧社会、白军和白俄流亡者意识形态的胜利。这样,这部电影应该照导演埃姆勒钟爱的宣传风格来拍——他在1930年代就拍过这类电影。【12】

所以促使舒尔金写信给弗莱恩肖克,谢绝合作:

“如果我觉得电影给人们带来的不只是娱乐或安慰,而是某些软化人心的思想,我本可以为您的构思效力,因为这正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但由于电影的中心应该是我一生的中心,围绕沙皇陛下签署退位诏书的事件应该成为参与拍摄的我的核心。在我看来,在这节车厢里,您的电影将带我回到50年前,我不应该谈论车厢内保存至今的墙壁、桌椅,而应该想象我再次与沙皇陛下谈话,把我对过去半个世纪、尤其是伊帕切夫别墅(Дом Ипатьева)地下室悲剧【13】的所思所想,都告诉他或他的肖像画。我看不出有可能以您能接受的方式和篇幅谈论这番话。这部电影无法承载莎士比亚或席勒的对谈。它注定会扭曲和破坏严肃的思想,并进行残忍的删减。然而,在叶卡捷琳堡发生的悲剧,只能以古希腊悲剧(древнегреческих трагедий)或上述莎士比亚和席勒的风格处理,也许还有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困扰我的思想只能写进书中,这书也无法在今天出版。我希望将它口述下来,留给未来历史学家。【14】我觉得有必要将我的看法和心情告知您,因为我获悉您不得不从头重新修改这部长达100页的剧本,这无疑会增加更多劳动。我非常遗憾,如果您仍打算让我参演,所有这些可能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经过初步谈判,事情似乎陷入僵局:舒尔金拒绝参与根据弗莱恩肖克剧本拍摄的电影,他认为电影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讲述某些事件的某种真相”,但是在读过剧本后,舒尔金表示“我们(即舒尔金和弗莱恩肖克)在‘某些事件的真相’的理解上存在根本分歧。尊重您的真相,但我无法牺牲自己的真相。我们无法理解彼此。可能现在还不是时候。”

舒尔金坚持他的角色应由他自己来写。在给伊利切夫【15】的信中,舒尔金这样解释自己的立场:

“这部电影就我的部分而言,主题是沙皇陛下的退位。这场悲剧必须配上适当的背景中,并以我能接受的风格来处理,因为尽管我从沙皇手中接过了退位诏书,但我以所谓的绅士方式(джентльменской)接受了它。这不仅是一千年王朝形式改变的重大事件,它也标志着两个时代的分野,因此需要这么考虑。我只有在充分审阅剧本后才能同意出演这部电影,那时我才能确定我是否会参与这次制作。但即使答应参演,也无法判断后续情节的走向。我恳请您花几分钟思考我的看法。我已经85岁,已经是他们说的老年人了,比不上阿登纳【16】的精力充沛。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我做过作家也做过演说家,但从未当过演员。演员与演说家有很大差异:演员念别人写的台词,演说家即兴演说时念的是自己准备的演讲稿。我这个年纪无法转行。因此我要求在《日子》电影中由我自己来写我的角色。这需要我和编剧弗莱恩肖克先生以及将导演埃姆勒先生多方面协调,让我为自己写的角色与剧本吻合。可以预见到有很多困难,因为我们对君主制,尤其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持不同的看法。但假设我能与弗莱恩肖克和埃姆勒达成一致,也无法保证我的文字能为思想委员会【17】特别是其主席所接受。因此我认为只有当经过所有审查整个剧本定稿后,我才能肯定地说我已准备好参与拍摄......”

为了帮助弗莱恩肖克,舒尔金写了他对《日子(Дни)》剧本的注解,其中表达了他对电影关键节点的视角。首先是舒尔金对白军运动和俄国革命的解释——这是他一生的思考课题:

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邓尼金(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组织的军队作为历史上俄罗斯军队的继承者,从作为盟友的英国和法国那里获得了军备和武器等物质援助。从这个意义上说,英法在一定程度上协助了军事行动,虽然助力很微小。但是科尔尼洛夫、邓尼金和鄙人【18】都从未为外国人效力。他们坚决履行了俄罗斯对英法的承诺,没有与德国进行任何交易,我作为他们当中的幸存者,为他们感到骄傲,即使不是为自己。我诅咒的不是白军,而是那些辱没白旗、以“掠夺和暴行”玷污俄罗斯事业的叛徒...... 所谓“二月革命”之后是十月革命,人们习惯称之为“伟大的十月”(Великий Октябрь)。但我认为“伟大的十月”标志着俄国大屠杀的开始。你自己判断一下:王朝被废黜;贵族被夷毁;教士被禁绝;商人被消灭;灭绝了城市中产阶级;灭绝了农民阶级,着消灭富农的幌子。而剩下的非富农农民,他们的土地也被打着国有化的幌子没收了。除此之外,还摧毁了军队;部分消灭或者驱逐了知识分子。考虑到这些阶层和阶级绝大多数都是俄罗斯人,我们不得不认定,自1917年10月开始的苏维埃政权的所作为,只能称之为巨大的俄罗斯大屠杀(русский погром)......

埃姆勒和弗莱恩肖克表现出让步的坚持,同意了舒尔金的大多数建议。最后,舒尔金还是同意参加电影拍摄。在给妻子玛丽亚. D. 舒尔金娜(Мария Дмитриевна Шульгина(Седельникова))的信中,他写道:

“由于各种原因,事情已经发展到非常难以放弃的地步,停止拍摄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电影已经“启动”,所有相关人员都在领“工资”——换言之,国家机器(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машина)已经开始运转,带来各种后果。如果放弃这部电影,我似乎不得不去莫斯科,争取在“最高层”获得接见,并面对面解释说:谅解下,我由于“家庭原因”不得不放弃已经开始的工作。你明白,所有这些事情非常难办。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不喜欢夸大其辞。因此我很少详述在那些埋藏于内心深处多年的想法。是命运(судьба)安排我参与了我所珍视和热爱的帝国的崩溃。我有责任解释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在你根据我的口述写的《日子》 中已经做了这件事。但《日子》已经佚失,现今千百万民众已无从见到。但命运为我指明用电影取代书籍。但如你所知,只有在电影加入原著中叶卡捷琳堡的葬礼祷词【19】的前提下,我才能接受这部电影。出乎意料,这一条件被接受了。直到今天,他们依然在履行诺言。如果未来有什么变化,我会放弃拍摄。目前我还没有看到任何迹象,但如果看到,我会断然放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某些传言称,当局承诺会帮助舒尔金出国,到他儿子德米特里(Дмитрий)居住的国外【20】。这几乎是瓦西里·维塔利耶维奇·舒尔金晚年最大的心愿,不过承诺没有兑现。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舒尔金还是同意了参与电影,于是拍摄开始了。埃姆勒和舒尔金这对意识形态上不共戴天的敌人在合作期间走到了一起,花上几个小时谈论各种话题:文学、电影、戏剧、政治、革命等等……埃姆勒认为《面对历史的审判》是他最好的作品,并对电影后来不幸的命运【21】感到遗憾。这位苏维埃的著名导演一直与舒尔金保持着友好的通信,舒尔金在信上署名“吉吉(Дед)”,埃姆勒称呼他“欧吉桑(Дедуля)”。当埃姆勒去世时,舒尔金夫妇向其遗孀维拉·亚历山德罗芙娜(Вер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Бакун)【22】发去了悼念电报。埃姆勒曾这样评价这部电影:

“我的政治敌人舒尔金让我与电影艺术和解了。我深信,通过在银幕上塑造舒尔金这个角色,我能颂扬列宁的思想——尽管列宁同志本人不需要我为他争光。起初当我说我当我最初说我必须枪决(расстрелять)舒尔金,而且是在道义上枪决(расстрелять морально)他时。包括舒尔金本人在内没人赞同我的想法。于是我们仿佛站在两座街垒的对立面,但我还是让他屈服了。我深感遗憾,我认为已经足够清晰地表达了我的观点,但显然,在那些有权做决定的人中,我的观点产生我所期待的反响。”【23】

弗里德里希·马尔科维奇·埃姆勒写道:“有人批评我挑的历史学家比舒尔金逊色许多。但任何演员——无论是谁——都无法比舒尔金本人演得更好,他一定会比任何人都出色。如果舒尔金的位置上是一个演技精湛的演员,这部电影就不会成功。”

埃姆勒的朋友、著名导演G·M·科津采夫(Г.М.Козинцев)写道:“埃姆勒在他的电影《面对历史的审判》中做到的事领先于现在国内外的许多同类电影。但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与舒尔金的对话应由埃姆勒本人来扮演历史学家,而不是由演员来充当这一角色。以埃姆勒自己的生平、自己的命运,他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他的精神世界可以与舒尔金的精神世界相碰撞。”

是的,起初扮演舒尔金对手的计划就是埃姆勒本人。马尔科维奇说,埃姆勒觉得“应该让我自己与舒尔金演对手戏,而不是演员或者其他什么外人。我,导演埃姆勒,应该出现在银幕上,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该怎么进行。我试过拍摄自己,很有趣。但我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我在艺术上可能得分,但在政治上我会失分。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与舒尔金进行辩论的人是和他同一时代的人,而且也是政治人物的话,一切就不同了。想象一下,如果克日扎诺夫斯基(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 - 1959,布尔什维克政治家、地理学家、作家、苏联计划经济的开创者)还活着,与他进行对话会多有趣啊!我认为错误在于没有必要找一个演员(来扮演历史学家)。当时我想太多了,不能像现在这样冷静思考。如果今天,我绝对不会这样做。”

A. 萨莫伊洛夫(А.Самойловым)1970年出版的埃姆勒传记写道,埃姆勒是在拍摄时《面对历史的审判》就已经病重了【24】,“如果不是生病,也许他本人――埃姆勒这位艺术家和公民,将在银幕上参与这场辩论。他只会以康米主义者(коммунист)的方式进行辩论,充满激情和信念。毫无疑问,导演本人亲自担纲主要角色,会使这场辩论更加激烈和真实,整部电影的说服力也会加强。”

但如前所述,舒尔金的对手历史学家一角最后由列宁格勒演员谢尔盖·斯维斯图诺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Свистунов)扮演。和舒尔金一样,斯维斯图诺夫也享有高寿,于2010年4月去世,享年91岁。

埃姆勒的电影获得了官方审查机构(официальных партийных цензоров)的正面评价。1965年1月8日,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厂长I. N. 基谢列夫(И. Н. Киселев)致苏联电影总局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这部电影受到一致好评,是我国电影业难得的佳作。文艺工作者们提出了极具挑战性的任务,这超出了常规类型的范围。创造性地将艺术手法与材料记录相结合,加上前翻动派头子V. V. 舒尔金的亲身参与,给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的这部新作带来了非比寻常的真实感和说服力......《面对历史的审判》这部完整的电影作品,客观上肯定了光辉的列宁思想,以及康米主义(коммунизм)的必然胜利......建议批准导演F. 埃姆勒,编剧 V. 弗拉基米罗夫(M. 布莱曼参与)的电影《面对历史的审判》在全联盟范围内公映。”

厂长基谢列夫也将舒尔金在《面对历史的审判》的出镜视为重大胜利,不仅对他个人,而且对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也是如此。电影无疑是成功的:观众在银幕上看到了活着的传奇人物(живую легенду):一个精致考究的老人从容不迫地回答无名历史学家的问题,而且回答真诚且坦率。舒尔金完全凌驾于那位不敢逾越康米主义意识形态框架的历史学家之上,观众在看完电影后,并不会对列宁思想的正确性产生任何信心。相反,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看到这部电影的人会明白:历史不可能审判一个如此自信捍卫自己立场的人。

“每一个观众都被舒尔金震惊到了:他冷静的姿态、高贵的举止、明智的头脑、清醒而平和的记忆,这一切与制作人试图为他塑造的形象(按照官方叙事)——一个来自“历史的垃圾堆”的人(человека со „свалки истории“)——全然不符。而且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被告。相反,在面对那位“像历史学家的人”(这个角色由一位演员扮演)、苏维埃政权的辩护者时,在被强行施加的辩论中,瓦西里·维塔利耶维奇·舒尔金看起来比他的对手更加明智和具有判断力,也更有活力,而后者完全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模样(Мертвечиной несло как раз от последнего)。” 看过《面对历史的审判》后,M. 库什尼罗维奇(М. Кушнирович)如此回忆。著名剧作家E·拉德金斯基(Э.Радзинский)在评价埃姆勒的电影时,写道:“我们看到《面对历史的审判》,一个反歌名者首次成为了苏联电影的主角,这就是历史人物瓦西里·舒尔金......代表导演弗里德里希·埃姆勒在银幕上与他辩论的,一个姓斯维斯图诺夫的列宁格勒演员,一个对扮演历史学家的角色来说十分恰当(прелестной)的姓氏。【25】这真是一场反歌名:这位不再年轻的人说,尽管失败了,但白军仍保留了最重要的东西——相信正义(правоту)会再次与康米主义作斗争。”另一位著名剧作家L·G·佐林(Л.Г.Зорин)在他的回忆录中评论道:“......弗里德里希·埃姆勒设想上一节“历史课”(Урок истории),拍一部关于这个被打败的敌人(瓦西里·舒尔金)的电影,作为警示和教育。这个计划如此简单:看,眼前就是被扫除的罗曼诺夫时代俄罗斯的可悲残骸。他的失败象征着新秩序的不可动摇,将自己的桂冠编入胜利者的花环。但结果却全然相反——银幕上的老迈得奄奄一息的舒尔金比他的对手(除了饰演历史学家的演员斯维斯图诺夫之外,还出现了一个真实历史人物——布党最早期的成员之一F.彼得罗夫(Ф.Петров))高明得多,彼得罗夫迟钝、呆板、平庸且结结巴巴,而舒尔金内心却有如此庞大的力量,更不用说尊严了,于是他们把这部电影搁置了。【26】"负责这部电影的克格勃将军F·D·博布科夫(Ф.Д.Бобков)回忆说:“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给我看的材料很有意思。舒尔金在银幕上的表现很出色,更重要的是他一直保持着自己,没有迎合他的对话者。这是一个已经接受了大环境的,但没有被打垮、也没有完全放弃自己信念的人。舒尔金已经很老了,但这既没有影响他的思考,也没有影响他的脾气,他的讽刺也丝毫未减。遗憾的是,他的对手,那位主持人,与他站在一起显得过于逊色。在莫斯科,我在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街的魏恩施托克公寓(квартире Вайнштока на улице Черняховского)里与舒尔金见面。主人家热情招待了我们,拿出了自己做的家常菜,他是相当优秀的厨师。餐桌上的话题自然而然转向了这部电影。我不想让舒尔金回忆过去的事,他在战后被送进了集中营,经历过非常艰难的生活,而且他本人似乎也不想谈及这个话题。我记得瓦西里·维塔利耶维奇·舒尔金如何幽默地回忆拍摄的过程,吹嘘自己的“表演技巧”——“难道这是国家杜马教我的吗?”他自言自语地说,然后笑了。然后他有些讽刺地嘲笑了扮演历史学家的那位演员:可怜的年轻人白费热心了,但让我成为一个康米主义信仰者是不可能的。“我同意拍这部电影,是为了还原真相(истину),而不是为了宣传(пропаганды)。”舒尔金如此总结。我抓住这个时机,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在这么多年后,他如何评价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他迟疑了半晌,然后意味深长地说,这当然不是他所希望的那个俄罗斯道路,但'她(俄罗斯)似乎别无选择(но другого у нее, по-видимому, не было)'——或许人们对此还有别的看法,舒尔金补充道。'令人欣慰的是,在那艰难的时期俄罗斯没有崩溃。'”

舒尔金的秘书之一、政治犯N.N.布劳恩(Н.Н.Браун)在最近一次接受《播种(Посев)》杂志采访时提出了对这部电影的看法:“对于我们,对于俄罗斯历史感兴趣的人来说,俄罗斯的历史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他(舒尔金)对自己国家的命运绝非漠不关心,正如他们(观众)现在所说,这部电影是“里程碑式的”。它唤起了人们对内战、俄罗斯君主制和舒尔金这个人的兴趣。导演弗里德里希·埃姆勒另辟蹊径,在一部电影中融合两个对立的世界,推出两个处于完全对立面的角色。一方面,白军领袖、君主主义者舒尔金出现了——直到生命结束,他始终是个君主主义者。另一方面,则站着苏联历史学家……通过让这些人碰撞,埃姆勒推动观众做出可能的推论,这取决于他们站在街垒的哪一边。历史学家是一个抽象角色,在电影中他没有名字。他是康米主义意识形态的象征。而舒尔金是一个真实的人物,是他所谈论的事件的亲身参与者......”

舒尔金在电影中慢条斯理、语气凝重地谈论着流亡者、白军、俄国内战、末代沙皇退位的种种话题,清晰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观众不禁为震惊的是,尼古拉二世被称为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一个睿智的、为俄罗斯忧心的人,而不是“血腥者尼古拉(Николаем Кровавым)【27】”,等等。舒尔金思维的清晰、他的逻辑力量、他的肢体语言、他的旧体制意味浓重的话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简言之,一切都揭示了这个人的血统和已经消失的阶级归属(породу и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ь к уже исчезнувшему классу)。这部电影的理念本身,以及贯穿全片的讨论自由只有、也只能在解冻时期(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才有可能。然而,舒尔金说的最重要的话没有出现在最终版本的电影中。在与老布尔什维克费多尔·尼古拉耶维奇·彼得罗夫(Петров, Фёд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的对话中,后者在电影结尾出现在镜头中,舒尔金说:

«Во всяком человеке живет Зверь. Он есть во мне, но и в Вас, Фед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Этот вселенский Зверь есть причина, почему свирепствуют войны и все, что с ними связано. Я же думаю, что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род войны, который не только допустим, но и обязателен, это жестокая борьба с самим собою, т.е. с звериными страстями, в нас находящимися».(“每一个人身体里都住着一匹野兽。它存在于我心中,但也存在于您的心中,费多尔·尼古拉耶维奇。这匹普遍的野兽是战争、及与之相关的一切肆虐的原因。我认为,唯一可以不仅被容许,而且有义务进行的战争,就是与我们自身,也就是说与我们内在的兽性进行的残酷战争。”)

舒尔金在叶卡捷琳堡悲剧纪念中的“葬礼祷词”【28】最后没有出现在电影中。舒尔金被欺骗了。布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把舒尔金置于历史审判之下的尝试失败了。按历史学家G.Z.约费(Г.З.Иоффе)的话说,他们“让舒尔金‘面对历史的审判’【29】——但是审判没有成功......”

另一位历史学家Y.A.波利亚科夫(Ю́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оляко́в)院士表示,“舒尔金在这部影片中,虽然被赋予了‘粉身碎骨’的角色【30】,但他并没有忏悔,而是平静而理性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讲述时间的变迁是如何改变了他自己。”

然而,尽管审查已经枪毙了许多内容,这部电影仍取得了现象级成就,引发了观众广泛思考。在播出的几周后,这部电影就被紧急撤档。时代已经变了:当时“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дорогой 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已经被“亲爱的列昂尼德·伊利奇(дорогим Леонидом Ильичом)”【31】取代了,十月革命50周年即将来临,到那时对革命的评价必须有个重大历史决议。“面对历史的审判”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精神(духу эпохи)。电影被禁映。罗曼诺夫(А.В.Романова)主席在1965年7月编写了一份备忘录,列出电影中的思想错误,而弗拉基米尔州委书记M.A. 波诺马廖夫(М.А.Пономарев)甚至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决议,强烈谴责在银幕上展示“革命的敌人(врага революции)”。尽管只有很短的播出时间,但还是有许多人看了这部电影,后来市民们就通过口口相传让更多人知道。舒尔金一举成名,人们在街上认出他,上前与他打招呼,和他握手,又一次请求他讲述当年如何从被枪决的沙皇那里收到了退位诏书。舒尔金这样写道:

“在俄历1917年3月2日(即公历3月15日)签署退位诏书五十周年之际,我注定要在电影《面对历史的审判》中再现劝说沙皇退位的那一幕。我被困在陛下离开时坐过的椅子上,不是被铁链束缚——铁链还可以挣断,而是被亿万人不可磨灭、不可解开的记忆所束缚。我的名声已经传遍整个苏联。人们在街道和广场上指着我,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看哪,那是舒尔金!没错,没错!就是那部片子里的人......《面对历史的审判》......面对审判......不知道谁审判谁呢。我明白。是他接收了尼古拉二世的退位诏书。就是他。可他们杀了谁呢?别人。嘘,别说了。我明白。’于是话音戛然而止。是的,我接收了退位诏书,为的是不让沙皇陛下像保罗一世、彼得三世、亚历山大二世那样死于非命。但他们还是杀了他!所以,所以我有罪:我没能拯救沙皇、皇后、皇储和皇亲们。我终究还是没能拯救。【32】我被卷在带刺的铁丝网里,每次触碰都会刺痛到我。”

但是他的另一个见解更加有趣:“这位不幸的沙皇陛下的所有前子民的命运与他永远联系在一起。 他们中的许多人,无论是早是晚,都会与他拥有一样的厄运,也就是横死的命运。 起初他们因不接受革命而被杀害;然后,也就是几年后,曾追随革命胜利的车轮的人也被杀害。这两种人都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子民。区别在于,第一类是忠实的子民;第二类,可以这么说,是‘自甘堕落的子民(скверноподданные)’。这两类人的命运却是一样的:由‘帝国的崩溃(крушения Империи)’导致的死亡。”

电影《面对历史的审判》是电影艺术上的一件不朽的作品。遗憾的是,绝大多数观众实际上还不太了解它。这部电影本身就非常有趣,它不仅让我们以另一种视角来看待瓦西里·舒尔金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让我们以另一种视角来看待电影所描绘的时代——一个伟大的、动荡的、惊人的语言和疯狂白日梦交织的时代——俄罗斯革命时代,就如舒尔金自己1966年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所说的那样,他出色地概括了这一时代:

«Я не коммунист и вижу глубокие тени после 50-летнего опыта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ого его насаждения. Но я пережил одну революцию, и мне хорошо знакомы пред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Они состоят в том, что все кажется тенью, светлых пятен нет! Переживать вторую революцию я не хочу. Я потерял вследствие революций 1917 года так много, что об этом лучше не вспоминать. Надо думать о том, что будет, если вспыхнет но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Она неизбежно будет сопровождаться термоядерной войной, и этим все сказано . Какое же спасение от н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но в Эволюции. Только одной, но роковой, буквой „Р“ надо пожертвовать, то есть надо избегнуть грубой, кровавой и беспощадной ломки всего — и того, что отошло, и того, что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го достигнуто ценой неслыханных страданий». Хорошо бы и нам всем научиться видеть в своей стране побольше «светлых пятен» и поменьше «глубоких теней»!“我不是康米主义者,在50年的强制实践经验中,我看到了深刻的阴影。但是我经历过一次革命,我非常了解革命前的情绪。这些情绪体现在一切似乎都是黑暗的,没有光点!我不想再经历第二次革命。由于1917年的革命,我失去了太多,以至于再也不想回忆。我们应思考如果新的革命爆发,会发生什么。它势必伴随着热核战争,这已经说明一切。那么,告别新革命的解决之道是什么?【33】那就是进化。我们只需牺牲掉那个致命的字母“R”(Revolution, Революция),也就是说,必须避免粗暴、血腥和无情的对一切的摧毁——不仅是过去的事务,也是以巨大代价达成的成就。”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在我们的国家看到更多“光点(светлых пятен)”,更少“阴影(глубоких теней)”,那就太好了!”

【1】主要指“白俄移民”(Белоэмигрант),1910年代爆发革命及内战后迁居国外的俄罗斯人,人数估计在90万到200万之间,通常他们对俄罗斯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持反对态度。其大多数是白君的支持者,他们主要由于政权的更迭而移民国外,另外一部分人则是东正教信徒,移民的原因则是不满苏联的东正教政策。俄语“白色移民”(белоэмигранты,белая эмиграция)一词主要为苏联政府所使用,具有很强的贬义色彩,指的是“俄国白军”而和“白俄罗斯”无关。白俄移民通常称呼自己为“俄罗斯移民”(рус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2】指与瓦尔金上演对手戏的“历史学家”,流言称这位“历史学家”是克格勃的特工,实际上他是来自列宁格勒剧院的男演员。

【3】原文的вставших на путь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а Родины,直译为站在叛国道路上的人。

【4】根据相关报道,该片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仅放映了几周,“持不同政见”公众(«диссидентствующей» публики)的兴奋之情导致该片被停止发行。

【5】“传奇”对应的俄文原词是“полулегендарным”,意思是“半传说的、不完全真实的”。指这部电影在苏联广为流传,但又缺乏确凿的细节,具有传奇色彩。

【6】指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通称契卡(Чека́),苏俄在1917~1922存在的秘密警察组织。

【7】原文"Вы учтите, я зубр, со мной будет трудно"中的“зубр”意为欧洲野牛,一种体型巨大、极具攻击性的野生动物。

【8】"у нас не было не только „железного“, но и даже просто законченного сценария",在俄语中,"железный" 形容词表示“牢固的,坚硬的”。在电影制作中,“铁剧本”指一个定稿非常牢固、不允许再做任何改动的剧本。

【9】1944年,苏联军队解放了南斯拉夫。舒尔金被逮捕并因“对共产主义怀有敌意”被判处25年徒刑。1956年他被赦免出狱。

【10】“创作协会”(творческ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是一个已经消失的组织架构,是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叶至 90 年代前半叶存在的单位,作为苏联、俄罗斯和后苏联国家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从事由苏联委托拍摄的电影(主要是故事片)。译者以为可以翻译成“片组”,这是上海电影译制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市场化改革前的主要组织架构。

【11】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作为苏军将领曾在苏德战争初期表现优异,并受斯大林本人授勋,在被俘后选择投降德军并倒戈,后被苏军俘获并处决。

【12】如迎面而来(Встречный, 1932),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献礼片,伟大的公民(Великий гражданин, 1937),反映领导人与托洛茨基集团的斗争。

【13】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尼古拉二世家族被布尔什维克逮捕,囚禁于叶卡捷琳堡伊帕切夫别墅内。1918年7月16日深夜或7月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家族包括和他们在一起的仆人近10人被领至一废弃教室内,契卡人员使用手枪和刺刀将全家集体处决。事后他们的尸体被浇上硫酸和汽油销毁,残余骨渣被埋藏在叶卡捷琳堡地区的一个废弃洞穴中。

【14】9年后,1973年1月,最早的“口述历史”领域专家之一V.D.杜瓦金(Дувакин, Виктор Дмитриевич)用录音带录制了与舒尔金的四次对话,总时长610分钟,其中他讲述了自己的流亡生活。 这些录音的文本部分由研究员Д. Б. Споровым于 2007 年发表在《Диаспора: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杂志中

【15】即上文提到的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事实上,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ЦК КПСС应当译作“苏共中央思想委员会”,这里姑且嫁接概念。

【16】即前西德总理康拉德·赫尔曼·约瑟夫·阿登纳(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 1876-1967),四度出任德国总理,在舒尔金写这封信时,阿登纳已经87岁,但依旧担任基民盟主席和联邦议员,在西德政坛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17】即【15】中的苏共中央思想委员会。

【18】原文里为“您谦卑的仆人(Ваш покорный слуга)”,这里是舒尔金在自谦地指代自己。

【19】“叶卡捷琳堡的葬礼祷词”(надгробное слово об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е),指的是在《日子》中末代沙皇家族在叶卡捷琳堡被处决的一段描述。

【20】德米特里·舒尔金(Дмитрий, 1905 - 1999),1920年跟随白俄的俄罗斯中队(Русская эскадра)前往突尼斯比塞大(بنزرت),并由此流亡法国,进入圣西尔军校(École spéciale militaire de Saint-Cyr)就读。苏德战争期间,他在俄罗斯解放军(Русская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ая армия,系德伪军)服役,参与明斯克德占区德语教学工作。二战后流亡美国,担任НТС(Народно-трудовой союз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олидаристов,俄罗斯团结主义者人民工会,系海外反苏俄侨民组织)北美华盛顿分部成员,20世纪60年代末他与父亲取得联系并通信,希望见面,但被苏联当局拒绝,苏方后切断德米特里与舒尔金之间的通信。

【21】指的是【3】中电影三天就被下架。

【22】维拉·亚历山德罗芙娜·巴昆(1909-1988),演员、艺术家,毕业于列宁格勒戏剧学院。

【23】后面埃姆勒指的是在审查期间剧本遇到的各种删改与重制。

【24】在影片完成的2年后,弗里德里希·马尔科维奇·埃姆勒于1967 年 7 月 12 日在列宁格勒附近的科马罗沃村(посёлке Комарово)去世,享年 70 岁。

【25】译者也没搞明白“十分恰当”在哪里,可能斯维斯图诺夫(Свистунов)和“哨子”(свист)有关?

【26】同【3】和【21】

【27】关于尼古拉二世被苏联教科书称为“血腥者尼古拉(Николаем Кровавым)”,主要有三个原因:1896 年 5 月 18 日,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庆祝活动在霍丁卡广场举行,大约有50万人从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赶来参加庆祝活动,发生踩踏事件,造成 1,300 多人死亡。 灾难被报告给皇帝,结果场地被清理干净,但庆祝活动没有被取消,也没有建造教堂来纪念死难者,引起了公众的严重公愤。1905 年 1 月 9 日,尼古拉二世下令警察向聚集圣彼得堡东宫前情愿的数千名工人,妇女和儿童开火。被称为“血腥星期日”,据官方数据,有139人丧生。1912 年 4 月 4 日,为了镇压勒拿河博代博矿井工人的罢工,矿主召集了军队,军队枪杀了 170 人, 沙皇和他的妻子拥有这些矿山的股份。 尼古拉二世完全赞同内务部长亚历山大·马卡罗夫在此事件中采取的行动。

【28】即【19】中的内容。

【29】“面对历史的审判”(перед судом истории)即影片标题。

【30】据传,Шульги́н在写给Мария Дмитриевна Шульгина的信中,如此讲道:“Чем выше ты поднимешься, тем сильнее ты упадешь, и я готов развалиться на куски.”

【31】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дорогой 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即赫鲁晓夫,列昂尼德·伊利奇(дорогим Леонидом Ильичом)即博涅日涅夫。1964年10月14日,当赫鲁晓夫在黑海渡假时,勃列日涅夫等人在莫斯科发动政变,赫鲁晓夫被免除一切职务,强迫“退休”,成为“特殊养老金领取者”,自此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32】原文是"Не удалось! Точка.",可直译为“没能拯救!句号。”Точка在俄语中可以表示句号标点,但在这里它被用来加强语气,表示事情已成定局,不容置疑。加上“Точка”表示这个结论已经到此为止,不再有更多解释或反驳的空间。所以这句话加上“Точка”表示“我没能拯救沙皇一家,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不必再解释什么。”

【33】苏共中央应当考虑Запрети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нигилизм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