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士遲暮，孤膽永不褪去。

陳建斌、董勇、郝平，《三叉戟》三位主演的年齡之和超過了150歲，但這并不影響該劇的熱播。

《三叉戟》主要講述了三位即将退休的中年警察，破獲金融大案，續寫“三叉戟”傳奇的故事。

“原著的人物形象十分鮮活，三個老警察身上那種熱血重燃的力量，瞬間激發了我的創作熱情。當時就覺得這是一個基礎非常非常好的小說。” 沈嵘對筆者說道。

在沈嵘看來，小說改編最核心的部分便是把握原著小說的優勢，在保留原著精髓的基礎上，進行“枝葉“的創作，以滿足影視化需求。而在創作的過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講好人物。隻有鮮活的人物，才能與觀衆産生情感共鳴。

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

用自然流露的情感取勝

據CMS59城收視率數據，《三叉戟》自播出之後，收視率均位列前三，最高單日收視率達到2.39%。受衆分布方面，骨朵影視數據顯示，《三叉戟》受衆占比最高的年齡段為19—24歲，占比高達41.14%，其次是24—34歲，占比為37.31%。

無流量助陣，亦非強情節，《三叉戟》能夠吸引到衆多年輕觀衆青睐的核心魅力，主要還在于人物的塑造。

在接受筆者專訪時，沈嵘也表示，“《三叉戟》與同類題材作品最大的不同便在于《三叉戟》是一部偏人物向，而不是情節向的劇。我們有一個共識，在現實題材作品中，如果人物塑造的非常鮮活，一定會得到觀衆的認可。觀衆喜歡人物了，就一定會關注人物命運，持續追劇。”

刑偵思維一流的“大背頭”崔鐵軍，機敏卻又有點腹黑；行動經驗豐富的“大棍子”徐國柱，憑手腕吃飯，嫉惡如仇，卻時常暴躁；提審大拿“大噴子”潘江海，用嘴皮子吃飯，頭腦靈活，但卻愛耍滑頭。

三位老警察并不是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全無缺點的人，他們會為了破案做些非黑非白的事，有弱點，有掙紮，甚至犯過錯，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們卻能保持清醒，做出正确的選擇。他們身上都帶有各自的小毛病，但正是因為不夠完美，才使得人物更加真實而飽滿，讓觀衆産生了似曾相識之感，仿佛就是生活在自己周圍的父輩、親戚、鄰居。

沈嵘在分享人物塑造時談到：“人物的塑造，不光是他們在工作中或者說辦案過程中的一個場面，我們會在他的生活中，包括在跟領導、徒弟、同事的溝通交流中，更立體的去塑造這個人物。“

《三叉戟》的人物看似簡單實則複雜，三位之間的兄弟情亦令觀衆動容和向往。

從老夏犧牲前組建酒局三人的彼此不樂意，老夏犧牲後三人不約而同旁聽開會，到為老夏報仇，三兄弟将罪犯繩之以法中的砥砺前行，三個人之間别扭的兄弟情呈現出他們最率性也最可愛的一面。

其實，從《英雄本色》《士兵突擊》到《我的團長我的團》，兄弟情始終是影視作品中，最易共情的感情。

“中年男人之間，往往是好話也不會好好說，但當碰到困難或者危險時，兄弟就是能互相把後背交給對方的戰友，這可能就是兄弟情最讓人動容的點。”同為中年男人，沈嵘也用這種另類溝通方式結交了無數兄弟。

從人物設定的立體，到情感内核的充盈，沈嵘攜手原著作者呂铮，塑造了一個個有血有肉的角色，展現出三個中年警察最具魅力的一面，引起了廣泛的情感共鳴。

英雄遲暮，初心未改

三叉戟的精神内核更動人

“壯士遲暮，孤膽永不褪去。”是《三叉戟》打動觀衆的另一大關鍵要素。“在談到不可動搖的故事内核時，沈嵘堅定地指出，是不忘初心的“初心”二字。

網絡上曾經有這樣一個段子，“人到中年最後的倔強，是絕不拿泡着枸杞的保溫杯”。所謂中年危機，便是青春不複，遲暮卻在眼前。

曾經的腦力擔當崔鐵軍，退至警保處修燈泡、修汽車；曾經讓人聞風喪膽的“大棍子”，還要忍氣吞聲向他人低頭；曾經的“名提”潘江海，常年請病假去醫院。《三叉戟》一開場，似乎都在揭示着昔日叱咤風雲的“三叉戟”，早已不是當年風光的模樣。

這種寫實系的創作風格既避免了不合理的戲劇化，又通過開篇采用交叉蒙太奇的手法回憶了20年前一樁涉毒案，由當下的力不從心勾連出當年的熱血青春，現實的展現交織回憶的延伸，從而傳遞出人到中年關于時間和生命的感悟，在平穩的叙事中展現出故事本身的精彩。

沈嵘在采訪中也表示，增加前史内容的一個重要原因便在于将原來意氣風發、立功無數的年輕警察和現在退居二線的狀态形成鮮明的反差和對比。

辛棄疾在《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中寫下“廉頗老矣，尚能飯否？”如今，“三叉戟”再次回到曾經戰鬥過的地方時，三兄弟雖然一邊志在千裡一邊扶着老腰，随時在“我還可以”和“我不行了”之間來回搖擺，卻憑借多年一線工作的經驗，在沒有任何增援的情況下，幾乎生擒了“耗子”，用實際行動踐行了隻要理想和熱血還在，人生便可以“燃”出圈。

命運的洪流讓人力不從心，但内心沸騰的理想始終不滅。《三叉戟》通過三個無論在身體還是思維上，都有些過時的中年警察，講述的不僅僅是三個孤膽英雄大展身手，捉拿兇手的精彩過程，更是一群中年人在困頓之時，想要發光發熱，堅守理想的未改初心。

劇中，當三個中年警察唱起《少年壯志不言愁》的時候，很多人也感同身受，哭得稀裡嘩啦的。初心未改，即是《三叉戟》傳遞的精神内核，同樣也是很多人面臨中年危機時，最想要重拾，但很難鼓起勇氣為之努力的東西。

“平凡中找尋意義，是每個人最大的英雄主義。”在接受采訪時，沈嵘也指出，“當一個人忘記自己為什麼出發時，如果大家能回望自己的初心，想想當初為什麼上路，可能就會更堅定的走下去，我覺得這可能是整個故事的核心，也是我本人在生活中的一些感悟，跟這部劇正好是共通的。”

沈嵘高中時，就有了導演夢。為此，他考入了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專業是媒體管理。

大學所學專業偏電視方向，沈嵘中途喜歡上了紀錄片，研究過各種紀錄片大師的作品，後來，為了能做劇情片導演，沈嵘又去北京電影學院讀了導演專業。不過，畢業後，沈嵘也還是沒能直接做導演。

理想與現實總是有差距。

“有過生計問題，也着急過，但最終發現，還是得慢慢來”。

大學畢業十六年，沈嵘曾經做過娛樂記者、創過業，甚至承接過年三十要辦晚會，那種聽起來特别不靠譜的活動，但現在，他離自己曾經向往的終極目标應該越來越近了吧。

“過往的經曆都成為了我創作的素材，是我的财富，如果我是20多歲就遇到《三叉戟》這樣的項目，我肯定也寫不出40歲能夠寫出的效果”。好在，沈嵘在積累了過往财富後，還記得他的初心。

誰的人生都有彎路，有的人，從彎路中努力向既定目标前行，有的人走着走着忘記了自己的初心。這也是沈嵘希望通過《三叉戟》傳達的精神内核：不忘初心。

“說起來很俗，但做起來很難”。沈嵘對這四個字有着過來人的深刻解讀。

刑偵劇進入多元化發展階段

立住人物，故事也就成功了

從《暗黑者》《餘罪》到《白夜追兇》《法醫秦明》，文學作品改編已經成為國産刑偵劇發展中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今年，刑偵劇亦有《重生》《十日遊戲》《三叉戟》等改編劇已經處于播出的狀态，2020年IP改編勢頭依然不減。

但對IP的盲目信奉，也是IP改編翻車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并不是所有的IP小說都适合影視化改編。

在沈嵘看來，判斷文學作品是否适合改編，主要有三大抓手：是否有特别鮮活的人物，是否有一個非常好的故事，是否有一個很好的主題。這三個點中，有一個點非常出彩的話，就具備了改編的基礎。《餘罪》的抓手在出彩的人物上，而《三叉戟》更妙，三個點都具備。

但IP改編，稍有不慎也可能會引起原著粉絲的抵制。沈嵘指出，所謂尊重原著，就是原著最精彩最精華的部分一定要有所保留。《餘罪》中的案件改編的比較多，但始終抓住的還是人物，這是《餘罪》出彩的精髓；在《三叉戟》影視化過程中，沈嵘和呂铮對人物進行了生活、職場、家庭等多個維度的擴充，但三位老警察作為故事主線的根不能動，即使對喜劇元素的放大，也是基于三個中年警察的個性，自然而然産生的。

從《餘罪》到《三叉戟》，沈嵘接連參與了兩部高口碑刑偵題材劇集的創作。對此，沈嵘指出，最早入行的時候，一直想着如何編織更精巧的案件或更燒腦的情節，自從《餘罪》開始，就意識到鮮活的人物更能讓觀衆感同身受，因而會在人物方面會下更多的功夫。步入中年，沈嵘不再執着炫技。

在40歲遇到《三叉戟》，對于沈嵘來說，也是一種“在最好的年紀遇見你”的浪漫。

現階段，刑偵劇經過多年的發展，法醫視角破案的作品有《骨語》和《法醫秦明》系列，犯罪心理學為切口的作品有《心理罪》，以愛情和推理為主的作品有《如果蝸牛有愛情》，以社會派推理“吸睛”的作品有《無證之罪》等劇，刑偵劇已經進入到多元化發展階段。

多元化發展的過程中，也意味着刑偵劇類型化的不斷拓展。沈嵘在采訪中指出，刑偵劇在類型化發展中，把握的核心應該是對于人物的塑造，無論它是什麼門類的，什麼警種的，或者說要表現什麼樣的案子，隻有把握住對于人物的塑造，觀衆才能産生情感共鳴和代入感。

從人物出發講故事，進而讓觀衆通過這些有血有肉的角色，了解到故事背後想要闡述的内核，這既是《三叉戟》成功的關鍵，亦是影視劇會被觀衆買單的重要原因。可以預見，下一部觀衆耳熟能詳的刑偵劇，也必将伴随着諸如羅飛、餘罪、關宏峰、秦明、“三叉戟”等具有代表性的角色而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