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周處除三害》是由黃精甫編劇、導演，阮經天主演的犯罪片，于3月1日在大陸上映，在春節檔的尾聲又掀起了一場新的觀影浪潮，截至至撰稿日（3月7日）已累計票房2.17億人民币（數據參考自燈塔專業版），豆瓣評分8.1（高于春節檔所有影片）。引起廣泛熱議的無疑是影片中大量的血腥暴力鏡頭，盡管在引入的院線版本有所删減，但依然是近年來大陸銀幕上罕見的“大尺度”影片。

近年來，觀衆對于犯罪題材影片展現出了很強的青睐：例如《孤注一擲》累計獲得票房38.5億，《消失的她》35.24億，《堅如磐石》13.51億等，均收獲了出色的商業成績；與之相應的，國内電影制作行業也更加重視犯罪題材影片的産出，僅在2023年的大陸院線就有三十餘部犯罪片上映（以上數據均參考自燈塔專業版）。毫不誇張地說，當今國産商業片領域已然迎來了屬于犯罪片的“風口”。而《周處除三害》作為一部台灣地區出品的影片，能在春節檔觀影熱潮短暫退去後的檔期脫穎而出，最主要倚仗的自然是尺度罕見的暴力鏡頭。此類鏡頭既承擔了視覺呈現與情緒渲染的功能，更是影片主題的“推手”。為此，想要理解本片所帶來的商業影響力和讨論度，就要從影片中承載暴力的視覺和文本出發，結合電影創作和接受的雙重視角，來談談其對于中國電影産業的意義。

一、“爽片”邏輯：視覺快感的另類演繹

自《周處除三害》的故事伊始，陳桂林本人就道出了角色的“激勵事件”，即源自《世說新語》的這一典故；此後的“叙事脊柱”也完全按照線性的“塊狀結構”演進，即周處殺虎斬蛟後浪子回頭。影片的叙事邏輯十分簡單，在将曆史典故提取為高概念後，導演将更多的筆墨留給了動作場面。

影片以陳桂林對黑幫頭目的槍殺為開端，幹脆利落的射殺輔以幾個升格鏡頭完成了角色介紹與登場，随即就是一段追逐戲——場景從街道到商鋪，從高樓到墜落，其間穿插着陳桂林與警察拳拳到肉的打鬥場面，攝影機的機位運動與剪輯節奏緊張而激烈。可在此之後，影片并未濫用血腥暴力這一視覺元素，而是采取了欲揚先抑的叙事策略。在追殺通緝犯“香港仔”的過程中僅有三處動作戲，分别是剃刀、追逐以及追逐後的激鬥。這一片段的叙事重心顯然在于養父與小美的關系。

到了追殺林祿和的片段，劇本賦予陳桂林了一種“拔劍四顧心茫然”的角色基調，大段的文戲後，暴力的原始沖動已然呼之欲出——教堂大屠殺毋庸置疑是全片的高潮，幹脆利落的槍擊和血漿噴射帶來的視覺效果超越了一切言語所及的表意。類似的“大屠殺”段落在過往的影片中也有出現，但情緒風格卻不盡相同：例如《王牌特工》的教堂，旨在彰顯輕快明厲的動作、而以娛樂性消解了暴力；《惡之教典》實施屠殺的教師則不同于陳桂林，在影片中是絕對邪惡的代表。

二、作者筆觸：商業需求的合流策略

縱觀黃精甫此前的導演創作生涯，另類小衆乃至邪典可謂是其鮮明的标簽。早期《江湖》中多線叙事與悲觀的宿命論驚豔一時，《複仇者之死》更是将黑暗借由大尺度演繹到了極緻。此後的作品在口碑上變得相對平庸，直至今年的《周處除三害》。可以說本片不論是叙事還是視聽上都屬于相當闆正的類型片，倘若沒有教堂大屠殺這一“點睛之筆”，是不可謂之作者電影的。

近年來台灣電影産業以制作現實主義題材的劇情片為主，這些影片的制作成本較低，整個電影工業的産能有限。這一點從2023年台灣電影年度票房第一名的《關于我和鬼變成家人那件事》中就可見一斑：同樣作為犯罪題材，片中的追逐戲、動作戲如同兒戲一般，以商業類型片來看待其視覺效果是嚴重不及格的。而來自香港的導演黃精甫早年在香港電影産業積累了拍攝警匪動作題材影片的豐富經驗，使得本片的視覺層面以僅約1000萬的成本呈現出極佳的水準。值得一提的是，導演本人同樣在片中承擔剪輯一職。

當下院線電影的制作成本已漸漸被高昂的宣發成本超越，不同于當下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我國院線一直沒有采用分級制度，為了兼顧不同年齡段的觀影人群，不論是國産電影還是引進片在内容尺度的把控上總體是受限。因此《周處除三害》對于内地觀衆、尤其是院線電影的主要受衆來說，絕對是足夠“奇觀”的。而除了将陳桂林作為反英雄的塑造以及暴力場面給觀衆帶來的“越軌”的觀影體驗之外，不論是對小美和教衆的“拯救”，還是結尾的自首，更多還是通過社會心理整合迎合了主流價值。

三、暴力背後：“槍與薔薇”

齊澤克在《暴力：六個側面的反思》一書中将暴力分類為主觀暴力、客觀暴力與符号暴力，對應到本片中，陳桂林僅僅作為主觀暴力，而始終牽制他的不論是警方、黑幫還是邪教組織，都是背後更深層的暴力。開篇幫派林立、陳桂林單槍匹馬從黑社會與警方雙重勢力中殺出重圍，到後續的兩場犯罪中當地警方或是無力、或是幹脆消失，可以看出故事中權力機構的缺席，而造成過程正義與結果正義無法兼顧。兩個犯罪場所的秩序分别被黑幫和邪教組織牢牢掌控着，而陳桂林作為個體以極度暴力的手段終結了這樣的局面。

到結尾在他“以暴制暴”後選擇自首、被執行死刑，才算真正彌合了影片虛構世界與現實之間秩序失語的鴻溝，權力機關的暴力則幫他實現了自我救贖。結合前文，暴力作為全片的基本戲劇動作，其發生總是充滿着目的性和滞後性，即暴力作為方法論，存在于個體或公共權力的價值判斷後；視覺上酣暢淋漓的觀影心理本質上隸屬于一種集體無意識：當暴力脫離善惡二元對立的價值體系而獨立存在時，将會變得無的放矢。暴力是指向香港仔、林祿和甚至陳桂林自己的槍，亦是拯救小美與那些信衆的薔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