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進電影院，為《志願軍》奉上我的票根，源于兩個執念。一是不願它重蹈《東極島》的覆轍——一部好片因喧嚣的惡評而被市場埋沒。二是，我的爺爺，是一位從朝鮮戰場歸來的通訊兵。他去世得太早，于我而言隻是一個模糊的家族符号。我想，在近三個小時的炮火與光影裡，或許能找到一種方式，與他，以及他那段我無法想象的青春，那段曆史記憶，進行一場對話。
一、 從“以牙還牙”到“和平何以珍貴”
電影的開場，就用接連不斷的戰役把我按在了座位上。硝煙、焦土、不斷倒下的年輕身軀……我以往那種“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樸素正義感，在如此具體而殘酷的犧牲面前，被徹底動搖了。當看到好不容易在上一場戰役中幸存的面孔，轉眼又在下一場沖鋒中消逝時，我忽然懂了——我們民族為何對“和平”二字如此刻骨銘心地渴望。以戰止戰的代價，是無數個具體生命的終結。 也正因如此，談判桌前的博弈，才顯得如此重要又如此沉重。
在所有震撼我的片段中，“通訊兵”三個字像一顆子彈，精準地擊中了我的記憶。黃繼光，這個小學課本上的名字，在電影裡擁有了血肉。當他身負重傷，卻仍以決絕的姿态撲向敵軍槍口時，我淚如雨下。那一刻，我想到的不隻是英雄黃繼光，更是我那作為通訊兵的爺爺。在無數個需要以身體接通指令的危急時刻，他是如何活下來的？
二、 “和平鴿”：貫穿始終的精神圖騰
影片初期，在談判會場，中方就堅持要在會場布置上出現和平鴿的标識。她擲地有聲地強調：“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 這絕非一句空洞的外交辭令，而是在表明我們參與這場戰争的初心與底線——我們被迫拿起武器，但終極目标始終是守護和平。
随後，美軍代表将他們的飛機模型直接停放在了和平鴿的标識之上。這一充滿侮辱性與挑釁意味的動作，恰好與他們長官的台詞相呼應，他們自以為在心理和氣勢上占了上風。然而，這種對和平象征的蔑視，反而更加凸顯了我們為何而戰的正義性。影片後半段，在追悼會上，由宋佳再次向衆人講述了“和平鴿”的由來與其承載的沉重意義。
我搜索了一下和平鴿由來的具體資料，1940年德軍占領巴黎，巴黎淪陷，此時畢加索正旅居巴黎，他的鄰居是一位養鴿子的老人，米什的兒子在保衛巴黎的戰役中犧牲了，他的孫子柳信認為用來召喚鴿子的竹竿上綁着的白布像是投降的小白旗，便換上了火紅似複仇火焰的紅布條。然而第二天孩子在用綁上紅布條的竹竿召喚鴿子時，被街上巡邏的納粹黨發現，認為孩子在給遊擊隊報信，便将他從樓上的窗口扔下，還殺死了所有的鴿子。悲傷的老人抱着一隻奄奄一息的白鴿請求畢加索為其作畫，以此紀念他慘死在法西斯手下的孫子。
于是畢加索畫下了一隻冠毛叢叢、恬靜美麗的白鴿，看上去栩栩如生，對抗着戰争陰霾籠罩下的年代。這就是和平鴿的雛形。
1950年11月，為紀念在華沙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畢加索又欣然揮筆畫了一隻銜着橄榄枝的飛鴿。它不再像第一幅那樣恬靜地站着，而是展翅飛翔了。當時智利的著名詩人聶魯達把它叫做和平鴿，由此，鴿子才被正式公認為和平的象征。
...1952年，為慶祝世界人民和平大會，畢加索又獻出了第三幅和平鴿。它的羽翼更豐滿，翅膀展開得更大，向着更高的地方飛去。漸漸地，鴿子作為和平的象征飛向了全世界，成為了公認的“和平使者”。
電影中，我方堅持擺放和平鴿，是在定義“我們為何而戰”。
三、 微觀戰場與宏觀使命
我特别想提一下電影裡那位從維修員變成坦克車長的角色。電影讓我深刻地理解了，每一個從那片戰場歸來的沉默身影，本身就是一個生命的奇迹。坦克維修兵，他最懂坦克的“五髒六腑”，竟然有一天也開着坦克，從裝填手、炮手，甚至變成了沖入敵陣的“半路車長”。這不僅是職責的跨越，更是戰場生存法則的縮影——每個人都可能在最危急的時刻，被推上決定生死的位置。我看到，戰争如何以最殘酷的方式，逼迫着每一個普通人成為英雄。
影片中，軍長那句“我們的士兵一定遇到了巨大的困難”，像一束暖光，穿透了戰争的冰冷。這份來自高位的體諒，是對每一個個體犧牲最珍貴的告慰。這讓我聯想到，我們每個人，又何嘗不是一個微觀的國度？我們在生活戰場上的每一次掙紮與堅守，同樣值得被自己溫柔體諒。
《志願軍》于我，不隻是一部電影。它是我與爺爺記憶的連接點，是一堂關于和平代價的深刻課程。記住他們，并且更好地、更有意義地生活，就是我們這代人，對曆史最鄭重的回答。我們今天所能擁有的一切歲月靜好，都不是曆史的必然，而是因為他們，曾選擇了為我們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