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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主義者就是挑起性别對立,想要跳起來壓迫男性的瘋婆子”——很多完全不了解女權主義或者仇視女權主義的人都是這樣認為的。但對女權持排斥情緒的你們真的知道女權運動的目的和意義嗎?知道其實你是這場運動的受益者嗎?是否想過稍加了解後再做出判斷呢?

《女權運動:曆史回望》這部紀錄片為“女權”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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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它,我們能窺見女權運動的一小部分曆史作用,從而改變曾經對“女權”有偏見的觀念。

影片以攝影師辛西娅·麥克亞當斯在七十年代中期一系列直面女性的攝影作品為切入點,采訪了四十年後的她們,有莉莉·湯姆林、簡·方達等知名演員,還有藝術家、作家、活動家等在那個年代作為美國女權運動中流砥柱的女性,随着她們觸摸自己年輕時的肖像,關于一段偉大的女權運動曆史畫卷徐徐展開……

在相冊中,年輕的她們正在經曆那個年代對女性的各種壓迫和不公:

梅雷迪斯·蒙克(作曲家、導演、演員)從小被教導與男孩做遊戲時應該讓他們赢,女孩不能争勝;

菲禮思·切斯勒(作家、教授、活動家)在懷孕期間被校長告知,教授還是母親,她隻能選擇其一;

阿羅瑪·一之濑(攝影師)因為生育的不自由,冒着生命危險做了三次不正規的堕胎手術,“我看起來很挫敗,但我仍然喜歡(這張照片),因為我也很漂亮,漂亮是有價值的。”盡管當時的她正值事業低谷,同時還要和青春期的大女兒鬥智鬥勇,但抛開母親、妻子這些角色,阿羅瑪把女性本身的堅強和自信做到了最好,所以能夠坦然面對過去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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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芝加哥(藝術家、作家、教育家)在片中談到了她在大學時期受到的不公正對待——教授在上課時從來不會點女生回答問題,不論她們怎樣舉手示意。這樣的情況在當時非常普遍,他們認為大學中的女性學生搶走了本該屬于男性的受教育機會,但女生們敢怒不敢言,因為一旦她們對舉手問題較真,她們就會被冠以“醜陋的老處女”形象。紀錄片《大法官金斯伯格》中也反映了這一現象。

時至今日,這樣的情況也并不罕見。在媒體宣傳的鏡頭下,很多觀衆甚至不會意識到這是一種歧視。就拿2020年抗疫前線的相關報道為例,人們額外關注女性醫護人員的長發、衛生巾,探究她們犧牲的外在形象,卻似乎并沒有對男性有同樣的“期許”,是女性必須好看嗎?還是男性不該好看呢?這印證了《穿普拉達的女王》中的一句台詞:“如果馬琳達是個男人,人們就會專注于她出色的工作,也就不會有這麼多是非。”社會對女性在學識和工作能力方面的歧視并未停止,它隐藏在“女司機”“女教授”這些詞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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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主義者就是一群看到了這些不平等、并站出來發聲的人。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人們不再會認為高學位是男性的專權;有關女性容貌穿着的更豐富讨論和美妝博主職業性别邊界的放寬,也都給予了人們拒絕容貌焦慮和刻闆印象的勇氣……這就是女權運動給我們生活帶來的變化,沒有女權運動,就沒有我們今天相對開放多元的社會環境。

在《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一書中,上野千鶴子提到了關于日本社會女權運動斷層的問題,在第二次婦女解放運動(即20世紀60年代後半期到70年代初,以美國為首擴散到全世界的婦女解放浪潮)中,以田嶋陽子為代表的日本女權主義者為日本女性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現在的日本年輕人提起女權時卻并不了解本國的女權曆史,大都是從國外了解的資訊。

而在這部紀錄片裡,觀衆能看到2017年美國街頭平權示威遊行的隊伍裡,一位帶着自己女兒的母親說:“這很棒,因為1993年的時候我也是和我媽一起來的。”我們會為這種抗争的傳承感到欣慰,但同時又會惋惜:“我們沒能通過平等薪酬法案,我們沒能有女性總統……已經是2017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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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僅是性别平權這一方面,女權主義者在反戰和種族平等方面的努力也不容小觑:

阿羅瑪·一之濑(攝影師)為了反對越戰走上街頭,與一群強大的女性組成反戰的波浪;

瑪格瑞特·普雷斯科德(活動家、電台主持人)和芳米羅拉·法芭米拉(教授、劇作家)講述了自己作為黑人女性會比白人女性(包括白人女同性戀者)受到更多的歧視,同時她們身為女權主義者在黑人群體中又會被認為是在“對抗黑人”——這是因為“他們籠統的認為女權主義就是對抗和反對男性,卻并不了解作為女性的複雜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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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困難重重,女權主義者們在一波又一波的運動中竭盡全力改善了人類社會,但“女權主義者”這個标簽在近幾年來才慢慢被新一代年輕人接受。

過去人們一直認為這是一個糟糕的、不能在明面上提出的話題,大家很難意識到:沒有她們就沒有我們,今天生活中的很多習以為常都要感謝她們。感謝女權主義者讓走夜路被侵犯的女孩不再被指責“是自己穿的太少”;感謝女權主義者讓一個個對性别有冒犯的廣告強制下架;感謝女權主義者讓粉底液和口紅有了适合男生使用的色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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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相比于《女權運動:曆史回望》這個中文譯名,筆者認為《Feminists:What Were They Thinking》這一原标題對影片主旨的概括更準确,因為全片的主要内容就是美國第二波女權運動浪潮的“中堅力量”在回顧她們的思想和人生,她們和她們父母關于性别觀念的思想放在今天都很有教育意義和思考價值。

看完影片,我們也許會感慨:原來曾有人做出了這麼多努力和貢獻,隻為争取一個我們現在看來很正常、“很普通”的權利。其實即便在今天,世界上還有很多女權主義者在為大家共同的平等而努力抗争,同時又飽受非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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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個星期的3月10日,知名韓國女團Wonder Girls出身的樸譽恩在社交網絡上公開了自己女權主義者的身份,很快就遭到了無數男性的抨擊。韓國社會形态的問題隻是造成此現象的其中一個因素,她的遭遇也隻是每一個女權主義者所承受的放大版。

女權主義者身份的去污名化還在路上,性别平權運動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