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貪婪有數額，你的貪婪沒有數額。” “也許你說的不錯，但我不犯法。”這是揭露趙達功的話，與趙達功的回應。

“鄭、何二人貪财，趙貞吉貪名而已”，這是揭露趙貞吉的話，趙貞吉内心真實想法也多次自白，“再苦一苦百姓”。

因此，本劇塑造的趙達功，與《大明》塑造的趙貞吉極為相似，都算得上非典型，又很典型的官僚。

非典型之處在于，他們都能抑制住經濟、美色這方面的欲望，按捺住其高明的手腕不去染指這些，與大多數酒色财氣上身的同僚不同。很典型之處則在于，他們仍保留與大多同僚相同的對上揣測逢迎，對下打拉利用的基本策略和具體手法。

但是從明之趙貞吉，到本朝之趙達功，其變化在何處呢？很明顯，貞吉仍要維持清流之理想與形象，甚至還需要（被迫地）與更大的清流群體綁定，哪怕裡面有些清流或者迂過頭（如馬甯遠）、或者還沒開竅（如高翰文）、或者真有想法（如張居正），也就是說這個群體仍然保有儒家士大夫文人官僚的基本體面。

而達功身上，更透露出教員遺留的一種匪氣，官僚雖仍需唱高調、作僞裝，但再也沒有清流濁流之分，隻有更赤裸裸的功利主義，他可以和任何類型的人的結合、切割，絲滑銜接，遊刃有餘。

其背後的問題，恰恰是儒教被新的意識形态取代，“士大夫”之獨立性被“幹部”之“一塊磚可以到處搬”的零件屬性取代之結果。用本劇裡李東方的台詞說，就是“（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真是物美價廉。”


當然，懂的都懂，本劇最後必須給出一個反派人物趙達功被免職的結局。這也說得通，他是沒有“犯法”，但他處在一個并不需要“犯法”就可以拿下他的環境裡——不涉及經濟罪狀隻能保底不坐牢殺頭而已，他與自己想追求的成功之間，隔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這就主旋律所需唱響的“至高利益”，機關算盡，也敵不過機械降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