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内小人的設定還是蠻新奇的,将約會過程中男女雙方複雜的内心戲可視化,感覺每一個在暧昧期拉扯過的男女,肯定或多或少都會有同感。我作為女性自然也是感受到電影中所展現的女性在約會中面臨的矛盾張力——既渴望真誠連接又警惕性别腳本的束縛,既想表達主體性又難免内化男性凝視。
勞拉腦中的四個“小人”——女權主義者、浪漫少女、性感女神和叛逆少女——分别代表了女性欲望的不同維度。這種設定拒絕了将女性欲望單一化、客體化的傳統視角,而是承認女性同樣具有複雜、多元甚至矛盾的主觀欲望。這種呈現方式與女性主義理論中關于“女性凝視”的讨論形成對話,挑戰了男性作為欲望主體、女性作為欲望客體的傳統電影範式。
電影中有一個讓我印象很深的片段:當勞拉猶豫是否要發生性關系時,她腦中的“女權代表”拍桌質問:“我們讀了那麼多女權主義著作就為了服務男性?” 這一幕真的是很深刻地展現了現代女性在親密關系中的困境——既要擺脫傳統“好女孩”的束縛,又擔心被男性物化或貶低。女性在性解放與自我尊重之間真的很難平衡,我們能夠看到即使歐洲,已經到了後女性主義時代的地域,性别雙标依然潛藏在親密關系的細節中。
電影開場展示了勞拉為約會所做的準備:精心挑選衣服、調整燈光、反複化妝。這些細節呈現了女性在約會前典型的“身體管理”勞動,呼應了女性主義學者娜奧米·沃爾夫在《美貌的神話》中的觀點:女性身體始終處于被審視和規訓的狀态。相比之下,男性角色的準備工作簡單得多,這種對比凸顯了女性在約會中承擔的額外情感和身體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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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拉為約會投入的大量準備工作,比如挑選服裝、布置環境、化妝等等,實際上是女性的一種無形的情感勞動和時間成本。這種差異印證了女性主義學者阿莉·霍克希爾德的觀點:即使在現代約會中,女性仍然承擔着更多的“情感勞動”,需要管理自己和對方的情緒,維持約會的氛圍和節奏。
電影一開場就是男主在糾結要不要買安全套、買哪種安全套,與此同時勞拉也在思考如何表達自己的性意願而不被貶低。這明顯能夠看出當下親密關系中存在的性别化權力不對稱:男性被期待主動進取,女性被期待設置邊界;男性害怕被拒絕,女性害怕被評判。
電影雖然主要圍繞一對男女的約會展開,但也間接呈現了女性友誼和集體智慧的價值,比如勞拉腦中的四個小人可以被視為内在化的女性共同體,代表了女性經驗的多樣性和集體智慧。這些聲音的存在暗示了女性決策過程中的複雜性和多元視角,挑戰了女性非理性、情緒化的刻闆印象。從電影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勞拉的決策過程比男主更為複雜和全面,她考慮了權力關系、自我表達、情感需求和性欲等多個維度。
而且讓我很樂意看到的一點是,在知道男主有過老婆時,電影并沒有将叙事視角轉到雌競上面來,而是直接拒絕了這一叙事。電影中沒有出現女性為争奪男性認可自身價值而進行女人與女人之間的比較,最終導緻女性個體或自卑或優越,相反,所有沖突和矛盾都發生在個體内部或男女之間,而不是女性之間。這種處理避免了強化女性之間存在固有競争關系的刻闆印象,與如今女性主義倡導的姐妹情誼sisterhood理念頗為契合。
電影通過将内心戲外化,打破了傳統電影中女性角色往往作為“被看客體”的局限。将一次普通的約會轉化為充滿政治意味的性别博弈戰場,讓我不禁想起20世紀60年代美國第二次女權主義運動提出的核心理論:“個人的即是政治的”。約會中誰倒酒、誰主動、如何表達欲望等細節都不是中立的,而是承載着性别權力和 cultural scripts。這種對日常生活的微觀政治分析正是女性主義理論的重要貢獻。
總體而言,這部電影是對現代兩性關系的一次有趣且富有洞察力的探索,為女性主義視角下的親密關系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文化文本。男女之間的約會不僅僅是兩個人之間的私人互動,更是性别權力結構和文化腳本作用的重要場域。